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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被称作“唱片工业”和“音乐圈”的地方，我们无所事事地度过了1997年，漫长的人生中，这虚张声势的马戏场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喜悦竟是如此贫乏，想想那些振振有辞的老板、企宣、歌星和主持人，诸位，我们恐怕是真的要怀疑自己配不配拥有耳朵了。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对人民爱理不理的瘦人带来了歌唱──郑钧的《第三只眼》并没有如期在上一年度发行，成了今年侥幸拥有的利息。那懒洋洋的性感嗓音，那悲观疲惫的心灵，那被才华撑破了的时代感，准确地从生活中找出了茬子。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们知道欲望和金钱在情感或尊严中的地位，郑钧只不过随便一说，竟然就戳破了事实──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习惯于装蒜的社会。同样，他迫不及待的复杂性也弄得人无所适从，民乐与Grunge相互磨擦、各不相让，只有那些“不懂音乐”的人才会说：“好啊，这打磨不尽的粗糙，酝酿了下一次更不‘成熟’的创造。” 而这一年的结束，是靠Sober（清醒）的背叛，苦大仇深的同行们咆哮着向社会抗议，他们则用疏离和冷漠来帮助干净的激情。这张被命名为《好极了！？》的专辑毫无叶公好龙的深情、骇人听闻的悲壮、夸大其辞的关怀和怒火中烧的抗争，但在公认的英国气息中，他们又本能地倾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些微意境（《永远的一天（Lucia）》是为一例），这样，简单的技巧恰恰成全了一个奇迹：工业时代的梦幻、人性超越时尚的青春的胜利。 在郑钧与Sober之间，就只剩下张楚让人叹为观止。冬季的理性对应了他的冷静，这冷静则控制着歌词内部的秩序，于是人们看不懂的东西被唱出、燃烧、尖刻地指向了个人的内心。张楚创造了完美的音响效果、简洁统一的编曲、美好的音色、恍惚的音效与流畅的节奏感，甚至李延亮也没有照例赶时髦，这一切将有助于人们忘记歌词方面的障碍。《造飞机的工厂》已经成为了10年来国内最好的专辑之一，不说它伟大，仅仅是因为民谣再生以后并没有人响应这曲折的诗意。 还有王勇和布莱劳克的《蓝调古筝》。有待唱片店发行的这张现场作品并不是什么正规出版物，要不是为了凑足“九七十大”的面子，它本该在其他评选中出现。古筝和三角洲布鲁斯，或者调性实验和标题创作，东方的意境和黑人的叙事融合在一起，使这六首作品远离了抽象，并在解决了技术性问题之后，铺陈开旷远的即兴精神。另外，录音工作由电子噪音专家、Sound Factory（两生花）的老板李劲松完成，也该让人们格外记住。 接下来还要说起鲍家街43号和子曰的两个同名专辑。前者，现实主义在二元论的执着下，简化，或者说升华为尖锐的矛盾，旧时代传颂的理想对抗着新时代的浪潮。尽管鲍家街拒绝从新的这一端来看待社会，他们强烈的关怀意识却从精神立场上取得了胜利，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从此接过北岛或金斯伯格的旗帜，一次次承担理性化了的时代之痛。中国最好的主唱和最严格的音乐训练，已经让他们轻易进入了优秀者的行列。京文力推的另一支乐队，子曰，则显得诡异阴郁、来路可疑。被称作“戏曲摇滚”的他们遭到了制作人崔健的精雕细琢，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独创精神，这独创的背后，是以秋野为首的三个怀疑主义者、三个民间哲学家和三个四合院里的朋克──从单薄的和声中，我们能听到更大的空间和更突然的反对。 我最喜欢的许巍却和张亚东等人合谋，消灭了自己的悲伤。唯美主义把他修理得那么苍白，仿佛欲望中的罪愆也值得用流行噪音来进行阻挡，他干净得近乎病态，无止境地吹拂着青春的迷惘。这张《在别处》暗示了对肉体的消极抵抗，以及自闭者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瞧，押韵并不难，我也可以沉醉、歌唱。 说到轮回，夸夸其谈和东拼西凑的毛病倒是收敛了不少，可到底什么是“新写意音乐”呢？流畅、大气，而且民族，古典美学的意境和热情洋溢的吉他手，还有俯视平凡生活的企图，加起来，《心乐集》就像一次闲散的士大夫聚会，其中忙来忙去的，是一个爱好炫耀的风头正健的才子，他不顾一切地在嗓子上炫技，差一点毁掉了大家和谐的郊游。 如果还必须凑下的话，我会选择何训田的《央金玛》。其中一件叫做“朱哲琴”的乐器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收编也点到为止、避免了因深入和真实而引起的理解障碍。牛皮吹得比天都大，但这毕竟是唯一有资格被吹的牛。我们还记得《阿姐鼓》曾经单纯的New Age /World Music练习已经开始变得复杂。这是不是说明，牛年结束以后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吹下去？ 只有九张，您看着办吧。 我的1997过得不错，修理了几百盘打口磁带、组织了若干场地下演出、结交着天下的朋友，还买到了想买的好书......我知道北京和香港的地下音乐如火如荼，我听了祖国各地的小样──那伟大的原创精神正在被人们找回来。但是，对于那个畏首畏尾、恐惧个性、热爱模式、傲慢无知的所谓唱片业，我真的无话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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