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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怒更多的时候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江堤上一棵守望日月的树。照耀他的月光吹拂他的南风，并不使他生出温情的感觉，即而挥笔在白纸上抒情一番。如果那样的话，便不是余怒了。余怒绝不会那样干。他最憎恨的就是那类廉价的抒情和惰性的写作。当今中国诗坛，伪诗人写出的所谓大作，堆积在大大小小报刊的版面上，成为他们争名逐利的法器。 余怒平静地注视着这些，并保持着警觉与远远的距离。这就是余怒的脾气：坚守个性写作，拒绝平庸与媚俗。 余怒更像一个隐蔽者。九十年代，在阴晦的白昼与深不可测的黑夜中，他热衷于“破坏”又极富挑战性，他破坏与挑战的对象是两个词：“意义”与“权威”。对他来说,“意义，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一种虚构，是对世界的主观划分和机械模拟，也是对事物丰富性的简单抽象。它是约定俗成的，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所共有。它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所遵守。传统就散布在意义之中并为意义所加强。”面对一直压迫着人们思想与灵魂的意义之山，余怒以蔑视的目光去看待它，这不仅仅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叛逆的精神。 余怒的勇气是余怒写作精神平静的显示，与世俗中的功力无关，他身在闹市，他的心灵却飘泊在另一种时间与空间。作为一个用方块汉字写诗的人，余怒一直是孤独的。九十年代，不管是初期抑或是中后期，中国诗坛拒绝着他。翻开九十年代所谓权威的诗歌杂志页面，鲜得见到余怒的名字，而在那些极其先锋与探索精神的民间诗刊上，余怒的诗文刮起巨大的旋风。这旋风像带着隐隐的暴力，冲击着当时的中国诗坛。 一些面孔油亮衣装洁雅的“诗人”们手中用来写作的笔，更像一只竽，他们翻来复去吹的只是一种调子，只不过是“后朦胧”外加一点廉价的哲理作为意义的压轴调而已。鉴于此，已成为过眼云烟的九十年代，“精英”写作似乎也成了过眼云烟。余怒看到了这些，看着诗坛的云聚云散，潮涨潮落。余怒在观察着，自身始终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构成余怒在漫长又而寂寞的九十年代自我存在的方式：即在群体合唱中的缺席。 余怒隐蔽着，平静地坚守这种缺席，当他目击到那些拿竽合奏的写作者，高高在上，以权威自居，甚至将自己本来是商品的东西称作“经典”时，余怒终于发言了：“先锋性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倾向和风格，而是一种写作精神。它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它的内涵是叛逆，创新和超前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对旧事物的扬弃，对循规蹈矩的不满和创造的激情。可以说，这是每一个称得上诗人的人所须具备的素质———基本素质。它不是一时的，而是艺术的伴随物。”余怒的音质是尖锐的。这是余怒心灵中的声音，锋芒毕露，沉郁凝重。大浪淘沙，水落石出，余怒以他的探索精神标志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必然的浮现与崛起，他如同从乌云中夺路而出的一束冷光，他不在乎诗坛对他是否打开一扇窗户。 作为余怒的诗友和朋友，最让我感到愉快的事是，隔三岔五去他家聊天并阅读他刚刚写出的新作。当我对奇绝无比的句子发出会心一笑时，余怒皱着眉头说，他每一行诗写得极为艰难，没想到我读诗是那样轻松。的确，余怒的诗是他创作态度与语言历险的奇观，那些招之即来诡谲、荒诞无比具有灵气与魔幻色彩的意象群，创造出超现实的语境，让人惊叹他的才气。余怒已进入了诗性直觉空间，他先后写出的《猛兽》、《网》、《匿迹》、《脱轨》等长诗，是他诗观与美学原则在写作中的验证和投影。台岛诗人黄梁是这样评价余怒长诗艺术特征的：“语言空间和情境空间双重荒诞，语言倒错，情境迷乱，在语义不定向散射中传达世纪的荒诞感，内聚毁灭性的悲剧力量。” 摘自《青年时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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