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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蛤蚧的传说 　　温柔是长久的美丽 　　在说温柔之前，先说它是一种手法还是一种境界。 　　这里所说的境界，乃是不假思索的天赋风情，而不是觉悟。 　　男人对女人的渴慕，说起来不过两端：起因出于容貌，结尾便在温柔。也可以这样说，每个男人都痴迷于女人漂亮的面孔，但这张面孔依附于你之后，男人又顿悟，最可贵的原是温柔。 　　对他们来讲，女人之漂亮与温柔，说不好哪样最重要。这与寓言中那头又饥又渴的驴子，在一堆干草和一罐清水之间确定不了先用什么的情形一样。 　　然而这个譬喻似不妥帖，男人当然也比驴聪明。如民间故事中农民对皇帝说的“上哪儿去找您这么聪明的驴呢？”男人在物色配偶时，漂亮是永恒不移的铁律，但过上日子之后，男人将种种忿愤归结了女人的不温柔。 　　而女人又揣想，“他是嫌我人老珠黄。”一般说，女人宁愿认为自己脸上起了皱纹，也绝不承认自己不温柔。即使性骁勇擅杀人的女侠，譬如孙二娘，也断不肯认可自己不温柔。 　　话到这儿就转回来了，温柔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先假设它为一种手法，女人低眉顺眼、举案齐眉，双手按在腹下，做日本式的诺诺后退。这令人感到索然，这只是一组动作组合，如果没有心灵的流露，大约就是一种仪式。这种情态，最适合于宾馆中的小姐，而不宜于夫妻间推广。 　　许多女人正是这样想。她们把温柔看成是电视剧中的“假招子”，不屑一试。她们甚至认为这是不正派女人的伎俩，良家妇女绝不问津。 　　温柔当然不是造出来的媚人之技，但也不是粗野。它实在是一种境界，是心性的率意流露。唐诗中的新妇，对镜画眉，心想入时与否？温柔得已如依枝小鸟。李煜笔下的小周后，烂嚼红茸，笑唾檀郎，虽然放肆，依旧温柔。 　　不懂得温柔的女人，不通女人的精明。蠢在不知道编织爱情。一生的爱情，也如女人手织的一件毛衣，恋爱是刚起了两圈针、结婚亦不过才织个“松紧”而已。袖子与领口，甚至合不合身，都是未来的事情。有耐心的夫妻，将织错的毛衣拆了又织，但人生又有多少机会等你拆过重织呢？ 　　如果说上帝常常是公平的，原因之一在于赋予平庸与美貌的女人同样拥有温柔的机会。温柔并不绝对需要美貌配合，正如江南的雨喜人，塞外的清明也可爱一样。但许多女人执著于衣装与化妆，却不肯梳理性情。 　　温柔的女人是一位工笔面的大师，无比精细地敷染芍药杜鹃。那种亲切与耐心，决不是逢迎，更不是依附，应该说是自信。 　　我见到许多“自找暴露”的女人，撒泼、任性、多疑、自私。她们信钱、信时装，但不信善良。温柔必最善良的，谁也没见过冷酷的温柔。 　　男人的情感往往比女性脆弱，在苦斗的间隙，他希望女人的温柔给自己一刻喘息。而女人展示温柔，也是在展示美丽。 　　女人应该相信：温柔是长久的美丽。这是一种境界，如白云舒展而风情万种，这样的女人距离幸福最近。 　　醒与非醒 　　一 　　清醒往往伴随着一次深嗅。 　　我刚刚明白，醒并不仅仅是对着睡而言的。人们认为，不是睡就是醒，不是醒就是睡了。这样说并不是讲哲学，说人生如梦云云；也不是政治暗示，譬如在满洲人统治的中原，汉人昏然不醒云云。我在讲经验。 　　我提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段往事木然无知，困惑地听别人讲述你自己的经历，张大嘴巴听，像金鱼那样。你不记得了，只有个依稀的印象。 　　这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记不住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十八位数字叫记忆力不好，忘记了自己的经历也是记忆力不好吗？ 　　梦游者对自己夜行的无知，你不能责备他记忆力太差。 　　在某一个时期，一星期，三个月或者四天，一个人常常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我拿不准用什么词形容这种状态。用“魇”行不行呢？就用魇吧。他魇着。虽然也走路，说笑，甚至不影响作报告或者擤鼻涕。你如注意观察牛，就知道牛的鼻涕最长，在暮色和晚风里悠闲地荡来荡去，无法一擤了之。这个人魇了一段之后，醒了。他不知道当然也不承认魇的事儿，因为造化在魇境和醒境之间搭设了精巧的桥，一个人走来走去像踏雪无痕那种样子。 　　在梦与醒这一对立场中，只有一个醒字，实在无法对立各种各样的不醒之状。无话可以形容，这是语言的苦闷。醒便是醒了，但对各种不醒之状，用什么词……比如说行尸走肉、形同虚设、昏昏噩噩来形容仿佛不妥贴。这些词在汉语里饱含骂意。某某人今年一到五月行尸走肉一次，这样说好吗？不一定好。 　　然而有一词很精当，日糊涂。像糊涂这样的词太少也太珍贵了。 　　二 　　人，不论有多少人，都可以分为两种。譬如好人与坏人、聪明人与傻子、高人与矮人。无论什么人都是各种各样的“两种”人中间的一种。顺便说又有富人与穷人，善人与恶人、胖人与瘦人、豪放之人与狭隘之人、阉人与全人。你可以是无数两种人的一种，但不可能在一对立范畴内把两种人全占了。 　　这叫两分法。 　　为什么人要分成两种，而不是三种或四种呢， 　　我来告诉你，因为太极图上的阴阳鱼只有两种。三，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是千万的意思，它是由二产生的。 　　这时，我说人可以分为常醒或常不醒这么两种人。 　　人的常醒或常不醒的状态，决定了人的命运。 　　真正的诗人在醒际，处于醒的最上一层，特别敏锐地看到平常看不到的色彩，听到平常听不到的声音。然而不久他又把自己折腾到不醒之际。这时他作一种自磨心刃的活计。醒时，又一剑挑出好诗纷纷。 　　在醒与不醒之间，调节自如，就是高人。毛泽东在惨烈的长征途中，常有不醒之状，他作那些诗就是例证。同样是面对饥饿，你不断地想草根皮带，皮带草根。毛泽东也想过草根皮带或红烧肉，俄而，已经“五岭逶迤腾细浪”了，当然这不是饿的。毛泽东就赤水河来说，连渡四次。这不是几次的问题，纵横开合，扑朔迷离。在别人懵头转向之际，毛泽东骑在白马上，将手里诗卷向北一指，直取天下。 　　不幸都是这样产生的：不该醒的时候醒了，不该梦的时惊梦着。对于前者，譬如父母做爱，孩子却醒了，这无论怎么说对身心部是一种戕害。在这件事上，什么都没错，只错在孩子醒得不是时候。也许上帝让孩子夜半醒来，就是为了使人开悟。这时你不可乱想，只认为父母又在何等辛苦地为你造小弟小妹。商鞅这位杀气腾腾的大相，曾规定父母与孩子同居一室者，杀！商先生断定人之为人，在于知伦。所谓伦，乃人伦。所谓狗伦，古今未闻之谓也。由性事看人，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独特视角，干性事而不知避人眼目，这人已不是人了。他们认为，人与兽区别在于知廉耻。人之为人不是能思维、会劳动。狼与狐狸都会思维，海豚比人的智商还高，蜜蜂比贫下中农更热爱劳动与歌唱，但是它们不知廉耻，因而不要脸。除海豚外，它们脸上都长毛。 　　清人张潮说：耻之一字，可以治君子，痛之一字，可以治小人。君子才爱脸红，脸红的生理机制是内分泌作用于脸部毛细血管而发生的，倘若黑种人中的君子譬如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脸红也是脸黑，红由外在颜色变成了内在感觉。对小人，最引人入胜的方式是痛殴一顿。小人不知耻，只知痛。 　　在回答最简单的提问时，最能见出人本身极其有限的才智。复杂的问题由人来解释，而简单问题的答案却在上帝手里。人能够像康德那样制造繁冗的哲学体系，但人若去问他： 　　“海是什么？”他一定懵了。你一定用最简单的语言直截告诉我。 　　还有爱是什么？美是什么？神是什么？回答的时候不要拐弯。 　　你甚至说不明白酒是什么。不是酒会怎么样，而是什么是酒。 　　聪明人的特点就在于不去触摸这些最简单的然而属于上帝的答案。 　　1804年2月12日，康德钦下学生为他斟的一杯葡萄酒，说了一句话后平静死去，享年八十。 　　他说：“味道真美。” 　　康德写过《神存在证明惟一可能基础》 等等， 临终之言却是在颂扬酒，如果“美”只是一种不可言喻之物，康德的赞词就变成了“味道真……”了。 　　我们原本什么也说不清楚。 　　我引述一些关于“人是什么”的语录。 　　海涅：人是动物中的权贵。 　　霍桑：人是有灵魂的陶钵。 　　帕斯卡：人是会思索的芦苇。 　　阿密埃尔：人对真理是水，对虚伪是火。 　　卡莱尔：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 　　兰姆：人是会赌博的动物。 　　培根：人是世界的轴。 　　…… 　　如果把这些话写给外部星球的高等生灵看，他（或她或它）们仍然不知人是什么东西。动物中的权贵仿佛是老虎。有灵魂的陶钵宛如喇嘛手里的法器。会思索的芦苇大约是成精的笛子。因而卡特总统送给外星人的礼物中并没有引述上面的话，而是在铜板上刻出人形，男人女人。男人的身高为1766毫米，和我的身高相同。 　　关于人，还有一句有趣的话，值得录下。罗兰夫人说：我愈是研究人，就愈是钦佩狗。罗兰夫人1780年嫁给普拉特尔·罗兰，夫妻皆为吉伦特党人。她写过许多书，最著名的却是临终说的一句话：自由！多少罪恶假汝手而行！ 　　如果用排除法作定义，人，乃是脊椎动物中推一能够用背睡觉之物。这个定义不仅有趣，而且深刻。牛狗卧而睡，猫的睡态万千，只是侧与卧两种。马如果仰睡，那是最恐怖的场景之一，它们脊背如刀。惟有人能仰睡。因而人在睡醒之间的名堂最多。 　　就毛发的状态而言，人是惟一的半毛发动物，即介于水生动物与陆地动物之间的动物。人之毛发，都有部位。动物眼中的人类，最令它们惊骇的就是有的地方长毛，有的地方不长毛。在动物看来，人类没有毛发光不溜秋露出肉来是极难堪的一件事。火鸡终年露出颈子，是企图进化为人类的一种征兆。美国前总统里根引人注目的喉结，则是企图退化为火鸡的一种征兆。然而火鸡太没有智慧，要光也不能光脖子。你来看人，光膀子光脚，最难能可贵的是光腚，私处却有毛发。人之阴部毛发全呈三角形，在自然界除圆形之后，这是另一个著名的图案。“大卫之盾”悉由两个倒立的三角形组成，人类的数学课程，有一目也称“三角”。人类头部毛发最盛，猴类唯有臀部无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人类的眉毛，一条孤零零的条状毛发悬于眼上额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水里的生物一律无毛，然而有鳞。人类某些分子患牛皮癣有一点鳞的意思。两栖动物无鳞无毛，不知向何处去，一如南京政府。 　　于是人类拿毛发大做文章，这是继往开来的重要生物信息，以京剧为最。有些异人，自脸上垂下五条长毛，曰胡曰须曰髯，关公是也，死后被尊为神，却与宗教无涉。 　　京剧中的帝王将相大都以髯遮口，像马尾一般，这是以毛突出威重。动物们都以毛强调种属。举老虎的花纹和孔雀的尾巴这两个例子就够了。生理学家对人类的毛发现象含含糊糊地称为“保护……”，比如鼻毛保护气管，挡住灰尘。 　　但是人之腋下的毛保护什么呢？保护“胳肢”？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人类远不完善。当人类两腋无毛的时候，会聪明得多。人，毕竟由猴进化而来，而不是由更高级一些的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注定带来许多缺点。我们还可以设想，人如果由白鹤进化、由海豚进化、由非洲猎豹进化、由熊猫进化……顺这个思路往下想，穿过亿万斯年，就可以遇到一个新的物种。 　　古代的中国人也注意用毛发区别人与兽，在造字中尽量用“反毛”即“犭”来作为兽的称谓。土匪则称为长毛。有些倨傲的汉人，甚至在少数民族的称谓前也冠以“反毛”，如“狄”。 　　三 　　再来说醒与非醒。 　　醒字从酉，酉在金文之中是一个酒罐子的形象。在五行之中，酉从金，有兵战之象。 　　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非醒，决定了人的命运。“反右”，亦可说是醒者对非醒者的一次惩戒，也是迷醉者对清醒人的鞭笞。 　　醒，是在睡眠机制之外之上的另一个人生层面。人学得会或学不会某些东西，取决于醒的程度。佛教的法器之一亦为道具之一，叫“醒板”。这一层意思，在所谓“禅宗”里面叫作“悟”，即非智识型的某种体味。它是周而复始的思想逡巡，在似是而非之间力图忘记什么。 　　在今年五月几日或十几日，我在路上突然醒了。当时我从岐山路骑自行车去泰山路接放学的孩子。我有边骑车边思索的习惯，突然感到脑子里的某些东西贯通一体。我惊异于这种内在的光亮，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的原因在于我看到了满街的女人都穿上了裙子。算一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穿裙子的女人了。从秋天结束，中间隔了一个冬季。我却觉得好几年没见到穿裙子骑车的女人了。 　　在上下班的路上，看到的女人全是背影。骑车的女人，修长之腿从裙中伸出，一上一下地蹬车前行，美妙如体操。我转颈观望，穿裙的女人竟有许多。沉闷滞重的北国，裙子一扬，就预示到了春天。 　　我深深一嗅，觉得脑海里有许多开关“啪、啪”全打开了。深嗅，就是使劲拥抱生活的一种努力。 　　女人的气味，原是海水的气味。 　　书眉札记 　　一 　　晚春，经北京去武昌，开始孤独的中南之行。路上，只读友人邹静之参与编辑的《诗季》，有些散碎念头，也随手记在这本书的空白处。回到家里再读这本书，书像挂了许多铃铛的儿童玩具。如格什温的街头音乐。下面抄几则。 　　二 　　火车缓缓启动时，心里会被挤出悲伤之感。我很想知道悲伤从哪里来。无论离开沈阳、离开北京、离开没有人送行的月台，总有这种情绪。是因为离开吗？ 　　离开仿佛总令人忧郁。 　　一群鹿在奔跑的时候、尽管也离开了栖息地与河水，但因为有群体，而使悲伤消逝。坐在火车上前行，虽然也是合群的移动、却摆脱不掉孤单。 　　车轮骤动的一刹那，潜意识地发觉离母亲越来越远了。比如我母亲在赤峰生活，我在沈阳时感受不到与她的距离。但车轮一动使我感到了。在中途站，每一次车轮移动都使我感到了。还有，小时候拉着母亲的衣襟旅行，最怕的是车轮移动时，发现母亲不在身边。 　　离母亲越远越悲伤，正如离妻子越远越寂寞。 　　但是，人越是在母亲面前越无能，正如越离开越无奈一样。 　　三 　　车窗外的灯火一闪一闪，是因为有树遮着。像我的女儿扬着脸看我，看不清，揉一揉眼睛，那灯火一闪一闪。 　　女儿你一直在看我吗？ 　　女儿在想我的时候，就哼唱一些曲调淳纯的歌儿，用剪子绞出各种小动物。 　　一路上不断的灯火，是收不尽的女儿的眼睛。 　　四 　　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沉默是金”。我始终疑心于这句话。 　　当美妙的音乐响起来，你能说沉默是金吗？这样说近乎抬杠，但沉默的力量的确到不了“金”的程度。面对爱你的姑娘，你甚至连“爱”也吝惜不说，金在哪里呢？ 　　只是面对罗织罪名者，谣言家或官场的深渊，人们才需要缄口。大仁义者，吐露真言不失为美德。智慧者，默思不语只在磨砺语言的锋刃。 　　沉默可以保身，可以激发人们的好奇。但沉默只是镀一层金，离金还很远。 　　五 　　在北京机场，我为妻子买了一枝圆珠笔，这是此次行旅给她的惟一礼物。这枝笔环绕粉红的花纹，一种所谓温馨的情调。来时我不会挑选它，作为旅途中的礼物尚合适。 　　我把这枝笔别在内衣兜，挨着我平时用的另一支笔。一低头，我就看见这两枝并肩而立的笔，一高一矮，一枝靠着另一枝。抬头时，看到人流不息的候机厅。奔走，人为什么不肩膀挨肩膀地好好歇歇呢？ 　　六 　　女儿必然要长成美妙的少女，使男人窥视，这是上帝的意旨。她必然有窈窕的腰身和柔和的背。 　　上帝把她掷给我，又从我手里抢出掷给别人。除非她不美丽而没有人爱。 　　哪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人爱呢？这如同放风筝的人，希望风筝飞得高，但离自己越发远了。 　　余光中先生有四个女儿，他想到四个未来的女婿时，悲从中来，写下《我的四个假想敌》。 　　七 　　静之是北京人， 却有农民的纯朴的气质。 他胖而灵活，笑眯眯地直视着你。“看到春草漫向高处，比雪地荒凉。”这是他的诗。 　　他的随笔的考究，当代恐无他人可比。他写东西同下棋一样，有全面感与位置感。汉字在静之手下如一件古玩，弄时特别小心。 　　阿坚说：“静之聪明，有才气，善良。聪明人很多，但同时善良的人就不多了。”才能与品格是人之两极。果敢、豪迈的人也很多，只是不同时具备善良。静之写道“给女儿读那只灵犬的故事。冬夜的风从炉火边吹过，她宁静，被那只狗带走。像将行的旅人，迷恋远方。……它带给女儿眼泪。她听着那只努力走回亲人的狗而不能自持，她流泪时看着我。这是真的，在她流泪时我们相互看着。” 　　有一只努力走回亲人的狗，因为这是存在于作品中，它家远，走啊走啊。类似这样的思绪牵扯着静之的心。他写得精微，只有摆脱了小气之后称得上精微。我奇怪于静之身在北京怎样把自己培养得像个农民。他笑的时候样子明朗，双手放在膝上，宁静地望着你，像一个村里的人。 　　八 　　在北京机场吸烟室，身旁有一人迅速翻遍了上下衣兜，包括内兜，找到了烟。他再一次翻兜，速度更快。找火，我害怕他向我借火。这人是秃顶，穿一双新皮鞋。他找到了火，烟从嘴里大朵地冒出来。他翻兜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 　　隔着玻璃墙，一个高大的女人戴着耳机看书，后背印着“八百伴”。有许多漂亮的姑娘走来走去，眼光投向远处。一些美丽的姑娘仿佛有些假、不可触及。她们的衣服过于装饰化而动作过于表演化了。 　　当飞机从万米高空向北京机场俯冲时，我左侧的眼镜片竟自行脱落了，没有声息。后来，我发现墨水从钢笔里泻了出来。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人的血液、内脏似乎没有明显的感受。 　　人的内伤仿佛如此，在巨大的力量前折弯了，自己仍无感觉。 　　九 　　阿坚的房子有窗棂和糊窗纸、屋里是环壁的书。与书并肩的是酒瓶、洋酒或花雕。 　　他住在这间北京人的很旧很自由的房子里，盘腿坐在床上。随手拿起一本书，多是诗集。内里的文字诸如、“一把好刀，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凛然飞起来，在邪恶面前晃一晃，又平静如初。” 　　屋里的北壁有柳条色，西墙挂着文革风格的奖状“西城区羽毛球第三名”。这样的布置并非主人的矫情，原来就是这样子，主人很尊重它们原来的样子。秫秸糊的顶棚被雨洇了，晕黄如尿染。 　　阿坚不时把收音机的选钮对准一个音乐台，然后安静地说话，做出很认真的手势。他语调中肯缓慢，那手势仿佛在说服自己。那日他说朱正琳创办《东方》杂志的决绝和辛苦。 　　阿坚是极好的诗人和散文家，是精神领域完整的人。在时下的世风和文风中，他对钱心平气和、著文真率大方。他把贫富、尊卑、显隐都放在统一的尺度下，平静待之。阿坚结实硬朗，宛然养出六朝人的襟怀。 　　阿坚是著名的单身汉，有许多姑娘包括外国姑娘喜欢他。我想那些姑娘也是有眼力的人，不像有些女人只喜欢矫情的男人。 　　阿坚的房门一般不锁，他走起路来两脚生风。从后面看，他身子骨很壮，像个练武术的。你跟他出去吃葱爆羊肉喝扎啤、心里会想他不锁门这件事。这叫惦着，惦什么就为之所累。阿坚什么也不惦，身上是真实的血肉骨骼。拿写稿说，登与不登、退与不退、给与不给稿费，都不在乎。 　　阿坚屋里有一架极小的木桌，又黑又旧。喝酒还可以，写东西就局促了一些。上面写着一些字，这是写作人拿不准时写在上面的。譬如有一个字写作“蟹”，把惊蛰两字写到一块了。阿坚这时问我：“惊蛰的蛰怎么写？” 　　阿坚永远悠闲着，喝酒、写诗、找花姑娘。他办了一份《啤酒报》，最近停办，因而时间更多了。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有泪水在，我感到自己仍然饱满。 　　对不期而至的泪水，我很难为情。对自己，我不敢使用伟岸。英武这样高妙的词形容，但还算粗糙的蒙古男人，和东北的车老板子仿佛。这使我对在眼圈里转悠的泪水的造访很有些踟蹰。 　　我的泪水是一批高贵的客人，它们常在我听音乐或读书的时候悄然来临。譬如在收音机里听到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的黑人音乐的旋律，令人无不思乡。想到德沃夏克这个捷克农村长大的音乐家，在纽约当音乐学院的院长，但时刻怀念自己的故土。 一有机会， 他便去斯皮尔威尔捷克人的聚居地，和同胞一起唱歌。“3 5 5－ 13·2I－ 112·35312 ──－ l”。我的泪水也顺着这些并不曲折的旋律线爬上来。譬如读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伊瓦沃罗的诗集《清凉的水罐》，诗人在做针线活时，窗外缓缓地走过满载闪光的麦桔的大车，她说：“我渴望穿过玻璃去抚摸那金色的痕迹”。她看到屋里的木制家具，想“砍伐多少树才能有这一切呢？露水、小鸟和风儿的忧伤。……在光闪闪的砍刀下倒下的森林的凄哀心情。”读诗的时候，心情原本平静，但泪水会在此优美的叙述中肃穆地挤上眼帘。读安谧的诗集新作《手拉手》，说“透过玫瑰色暮霭的轻纱／我看到河边有个光脚的女孩／捧一尾小鱼／小心翼翼向村口走去”。这时，你想冲出门，到村口把小女孩手里的鱼接过来。那么，在地上撒满白露的秋夜，在把身子喝软。内心却异常清醒的酒桌上，在照片上看到趴在土坯桌上写字的农村孩子，蓦然想起小心翼翼的小女孩，捧着小鱼向村口走去，难免心酸。 　　那么，我想：我并不经常读书更难得读到好书，也不大懂音乐，最主要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为何会常常流泪？一个在北国的风雪中长大的孩子，一个当抄家的人踹门而入时贴紧墙壁站着的少年，一个肩扛檩子登木头垛被压得口喷鲜血的知青；我，不应该流泪，在苦难中也没有流过泪水。生活越来越好了，我怎么会变得“儿女沾巾”呢？至今，我的性格仍然强悍，甚至暴躁。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泪水，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些高贵的客人手执素洁的鲜化，早早就等候在这里，等着与音乐、诗和世道人心中美好之物见面。我是一位司仪吗？不，我是一个被这种情景感动了的路人，是感叹者。 　　如果是这样，我理应早早读一些真诚的好书，听朴素单纯的音乐，让高贵与高贵见面。 　　旋律或词语，以及人心中美好的部分，使我想起海浪。当浪头来时，你盯住远处的一排，它迈着大步走过来，愈来愈近，就在与你相拥的一瞬消散了。这是一种令人惋惜的美好，似乎我们无法盯住哪一排浪。但可以欣慰的在于，远处又有浪涌来，就像使人肠热的旋律、诗和眼里的泪潮。 　　因而我不必为自己难为情了。 　　在碗白的月光下把手都伸出来 　　七月十七日夜里，我们来到森林里。 　　这片林是不是可以叫作“森”，目前还拿不准。但松树已经这么粗了（请以双手作圆圈状态），即不节制饮食的四十岁女人的大腿这么粗。地下是腐败的草叶，旋发令人迷醉的气息。鸟有的是，但在黑夜里看不着。另外还有苔藓、松鼠、全部种类的甲虫。（我还想说有熊，但我不好意思在文章的开始就撒谎。）没有熊，但有令人垂怜的熊仔，它们坐在人的膝盖上无知地眨巴小黑眼睛，等待一个北欧的童话。 　　所以说，树林们已经比较森，大家各自找地方坐下来。 　　地，在森林里是属于森林的。它们把地都占了，甚至用手臂在地上握着拳头，怕人们抢走上地。 　　我们不是来抢地的，树们。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草们鸟们虫们以及所有微生物们转达我们最诚挚的问候。我们相信，通过…… 　　坐下，现在开始了。 　　他们把目光像游击队员一样转向我。我干咳一下，实际不干咳也行，但没法表达开始的意思。耶稣和门徒们说话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公社王书记在开会前必在麦克风上吹两下“噗噗”，我原来以为麦克风烫嘴呢。 　　我看着他们，亲爱的大闪、古丽古拉、琉璃猫、括约、小歌和黑琴。我把眼睛端得极稳，慢漫抚过他们的面庞。像夜航中鱼雷快艇的探照灯一样。 　　“我们，”我说话时，嘴唇如两片树叶一样颤动，因为这是在白耳朵森林里。“到这里来，只做一件事，把我们心里最好的词献出来。” 　　“把最好的词献出来！”大家振臂高呼，树叶纷纷震落，有一只残疾乌鸦和两只喜鹊窝也随之而落。 　　下面是会议纪要（即后来著名的七二七纪要，日本学者译为白耳朵纪要）。 　　而我是皮亚。 　　夜深，是我最好的词。 　　黑琴把双手放在胸前，露出白陶瓷一般的乳房，我心里放着这个词。 　　关上衣服，皮亚说。 　　黑琴关上衣服，伸出右手，念道。她的手像贝叶，写着曲折的字。 　　夜深了，我感谢第一个说这话的人。 　　夜原来是不存在的，在还没有昼的时候，夜就存在了。但有了昼，夜被迫叫作夜了。我们不知道原来的夜是什么样子。 　　昼是为人而存在的，人在昼出门游走，做各样的事情。当夜来了，不，当昼走了，他们又回到了夜里。安静一些，也谦卑一些了。人们在昼积累财富，在夜生产人类。 　　但有人竟在白日交横，夜里却不休息，使夜不圣洁了。比方说…… 　　不许论及时事，皮亚警告。 　　当然，我是说夜深。 　　夜深是一条隧道。无限深便无限美。我们到夜里，目光从脚下开始，土地在目光下像碎花布一样。然后向远处看，不要把目光停留在城市的灯火上，灯火不过是夜的外甥。看哪，夜深了。 　　我们听到了夜的呼吸声。 　　夜的肺叶比船帆还要开张，在宁静悠长的呼吸中把风放在树上，树叶把它细碎塞进人的窗里。 　　这里星星在人的头顶微笑着，如同大笑结束留在嘴边的残笑，高傲而平静。有人说此时万籁俱寂，这是一个荒谬的成语。如同说人在不拉屎的时候则万屎不拉了。他们不懂，而鲁迅称有一只恶鸟“哇”地一声飞走了。他知道。 　　在这种博大和秩序中，也就是在夜空下面，人仰望星空，垂臂而立。想一想，自己的丑恶与完美。所能说的，只是—— 　　夜深了。 　　我们掌握的语言只是无数种语言中较低等的语言。注意“掌握”这个词，像玉米面贴饼子？大的手掌，能握住多少语言呢？人用于交流的语言，无论英语、法语、蒙古语或汉语，都是一种生存信息，发达于表现生活逻辑，人把它们发展为表达情欲。世上的聪明人，是那种对情欲思考最多的人。因而语言畸变，不断出现修通天塔时，因语言不通而完蛋的情形。各国都设议会，会就是烩的意思，把无数愿望搅拌一起，谋求取得统一。如果不统一就以急火文火炖它个王八羔操的。 　　使用粗鄙语言，着以草叶勒牙六次。皮亚说。 　　黑琴用青草叶勒牙齿，眼睛仍往远处看。白耳朵小森林疏朗而疏朗，茂密而茂密。从松树缝隙落地的月光一直钻进土里。使劲往前面看呀，有树遮着目光，又有树躲开你的视线。始终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河水好吗？ 　　前面是俄罗斯的白夜多好。夜而又白，我们跳舞吧。像南非的祖鲁族黑人一样，自己跳自己的。在南非，跳舞是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屁股的扭摆而使革命成功，真是匪夷所思。 　　还有什么吗？ 　　有，黑琴说。 　　关于语言。爱因斯坦是人类语言的反叛者。他用物理学语言揣摩上帝的想法，又居然成功了。孟德尔用生物学语言、牛顿用数学语言、马克思用经济史学的语言，惠特曼用草叶的语言，毛泽东用中国农民的语言，纷纷挑破了自天垂下的藏荡尘螨的帐幔，以剑。 　　接着说，夜深了。 　　深夜并不是隧道。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越黑越美丽，这是黑种人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名言，正如有一家著名的由黑人办的反种族歧视的刊物《黑檀》。 　　反种族歧视。让我们一字一句地重复这句话，如同我们重复民主、自由这些词。反一种一族一歧一视。人类的智慧已足以在外层空间搞许多名堂，但弄不清自己的事。我说的是，如果有一天，荷兰血统和英国血统的白种人把黑种人当人来看待，而黑种人的无数部族也把白人当人看。人，如果连肤色都不容忍，又容忍什么呢？有一句话是愚笨的，但属于真理： 　　黑人歧视白人也是种族歧视。 　　人们说，是的。然后让这句话溜过去了。这样就有可能继续做蠢事。 　　过去，穷人仅仅因为穷就有理由革命。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饥饿、寒冷和无尊严状态的确是革命的理由。但人们搂响革命这棵枪的板机时，子弹不仅穿透了目标，也穿透了目标以外的许多东西。 　　在辽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穷人把地主家的老老少少押到一个悬崖上。地主的父亲很老了，地主的老婆和小老婆分别是中年和青年，地主的儿子和孙子从几岁到十几岁。他们穿着绫罗绸缎，然而光着脚站在雪地里。 　　地主们用镐头刨出大大小小十几个坑。土冻三尺、是一块块被创成了一人深的坑。他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女人们哭，泪痕处马上被寒风刮得鲜红。 　　农会的人把地主们赶进坑里，填土。这叫作活埋，即诺贝尔在遗嘱中说的“我最大的愿望是不被活埋”那种活埋。 　　这件事很完整地结束了。但埋人的人把被埋的人的头颅留在地面上，泼水。 　　一个个的头都被冻住了；包括地主的小媳妇和孙子的头颅。 　　这时，有人用镐把从背后抡圆，猛击这个头颅。它（而不可能是他或她）们像球一样被打飞，轱辘了很远。有的头不轱辘，也许是没冻透，就打碎了。 　　持镐把汉子如打高尔夫球一样处理了地主的一家。请允许我轻佻地使用“高尔夫”这个在四十多年前的辽南不可能有的词。但两者的情形太相像了。 　　这不是一个杜撰的事故。在土改中，这件事也许太极端了，也不能说土改是荒唐的。在本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土改肯定是符合历史潮流亦符合人性的事件。我想说，突可以激起无比的仇恨。这种仇恨是你无法想象出来的。 　　对于为了穷人的尊严而努力的人，所遭受的同样也是无法想象的折磨。中共重庆军委书记杨闇公走向刑场时，因为高呼口号，被割去舌头，割去鼻子，割去双手。他怒视敌人，又被挖掉了双眼，最后中了三枪之后才死去。在江西，阵亡的红军官兵和他们被杀害的亲属就有80万人。 　　一条血路。 　　血，在人身体里是红色的。人们如果希望看到血在身体里是怎么的红色，就闭上眼睛，对着太阳。双眼红濛濛的，那是你的血在血管里流淌。 　　在身体之外，血会很快变黑。如同被烧焦了。它们想消失逃逸，想把自己变成花岗岩的印记，那就是黑，而不可能是别的颜色。 　　夜深了，藤萝披挂在树枝上，如带如网。树们仍然高举着手臂，攥着叶片或松叶伸向天空。树，你们在夜间不妨把手臂放下来。即使举着，天也看不到。没有光，也不会合成叶绿素。 　　树不睬，大大小小的树无不举着手臂，让手臂再分出手臂，向上。 　　而我黑琴希望像一头黑牛一样在溪边饮水。 　　水花在鹅卵石与修长的水草间连蹦带跳地走来了，黑牛把头低下去，嘴探入水里。 　　我盼望像牛这样喝水，让水流过我的口唇。唇齿之间的水如风一样掠过，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我知道，口腔对于水的渴望胜过肚子。人渴了，实质上是一种昏迷。他要喝水，但不知为什么喝水，或者不知道把水喝到哪里。这不仅因为人体的百分之七十是水，血液亦由水组成。人要把水喝到肚子里吗？好像不是。为了把水尿出去吗？使人如同一个过滤器。 　　人的确是个过滤器。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 　　吃，然后拉。喝，然后尿。难道要证明粮食是粮食，水是水吗？这用得着你证明吗？你们把好东西都糟贱了。万物由你们过滤而成为粪土。 　　一穗玉米多美丽呀，像珠宝爬在石柱上，掰开，如小瓣的菊。人把它们给吃了。当美丽的公鹿转过头来时，人立刻知道吃掉鹿茸。人深知什么最好吃，甲鱼的裙、熊掌、鸡脖子，用虎骨泡酒，把鹿鞭研成沫喝下去干别的女人。人就这样过滤着万物。 　　听说有人开始喝尿了，这倒是一个好消息。在日本和台湾有人饮尿。日本人早就应该喝尿，这样可以增加责任感。 　　水，我喝你。 　　我渴了。 　　虽然我闹不清到底哪里在喝。 　　在英语、德语和蒙古语里，水的词根都是“W”。蒙古人把水叫“Wsa”，把喝干脆叫“W”。这是一个元音，像从海螺里吹出的悠长的回声。 　　我们的出生地是一片没顶的海洋，温热而动荡。医学上叫作“羊水”，那是一个港口和造船厂，造三公斤级的小肉船。只是不清楚为什么叫“羊水”，叫牛水倒也不妨。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龙——一种可怖的怪兽——比附，那就叫“龙水”吧。以后开个会，把这个事定下来。 　　总之我们都渴了。 　　膜拜最初的地方。 　　我喝水的时候，喜欢仰着头，双手捧一个葫芦瓢往里灌，水顺嘴角流下来，流挂在胸膛，然后把喝剩下的水泼在地上。 　　好不好？ 　　夜深的另一个含义是它黑色的加重。 　　实际上黑夜并不黑。你在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里，看到的是无差别的黑。而黑夜的层次是无比丰富的。 　　即使夜里没有月亮，也可看到树丛、土地，它们仍有自己各自的颜色，但我们说不出那种颜色。只好称之为黑。 　　而夜本身差不多是无色的，延伸永远。我们看到这些时，将其典雅与神秘，变幻与静止，永恒与刹那，喃喃说成夜深了。 　　这是黑琴的话。她说出这些话时，为说不出那些话而踟躅，然后笑了，牙齿洁白。 　　蛤蚧的传说 　　听同事说，生于东南的爬行类动物蛤蚧很有趣。说它有趣，是因为其行状很爱情。这玩意在有生之年，总是雌雄相守，拥在一起频繁性交。这种能力很令许多性功能低下的男人汗颜。 　　我并不汗颜，但好奇，去找台湾出版的彩色插图版《大华百科全书》，瞻视蛤蚧的形容。这东西极似壁虎（爬行纲、壁虎科），紫灰色，长尺余，尾部有七条环斑。栖于山岩树洞，捕食虫鸟。从外表看，尚无什么过人之处。但同事介绍，成年的蛤蚧雌雄须臾不离。即使有人捕捉也决木逃逸。这又令人生出敬意，什么东西使彼等“死死生生不分离”呢？我的同事不是蛤蚧，因而回答不出问题。 　　蛤蚧生于两广一带，据云南方汉子的进补之药离不开蛤蚧。这大约出于吃什么补什么的民间传说，我不大敢信。因为倘若真的吃什么补什么，对人来说不仅不妙，而且前景黯淡。吃兔肉易生豁唇，吃熊掌步态稳重，吃猪肉喜欢到烂泥里打滚哼哼，吃田鼠过马路时眼睛叽里咕噜。动物的种类从基督教神学说是上帝定下来的，从生物学上说是遗传基因定的，决不会由食物而来，也不会由食物转换。老虎吃了人还是老虎，它即使吃掉县长，也不会由此进入县委班子。 　　但蛤蚧令人着迷，许多肾虚的男人常将一对对蛤蚧泡酒而饮，据说效果上佳。从李时珍的药学理论说，蛤蚧纳气定喘，但今人发现了它具壮阳的功夫。 　　传说中蛤蚧的另一能力，更使人目瞪口呆。说是将雌雄蛤蚧熔于，研为细粉，制成蜡烛，点燃后，两股火苗飘飘冉冉向一处靠拢，这简直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更忠贞而感人。梁祝毕竟不致于被研为细粉，铸烛而燃。我想一般人的骨灰倘掺入烛里，火苗大约没什么异常。如果是贪财者，火苗应向钱之所在靠拢。如果是官迷，火苗当摇曳于权力象征的方向。夫妻之间会如何？这谁也说不好，这种试验也不宜提倡。 　　蛤蚧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但这只是听来的，未经证实，也无须去证实。但有关火苗那一段传说使人感慨，宁愿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奇迹多了不好，一点没有也使人寡味。不妨让奇迹在蛤蚧伉俪间发生。蜡烛上的火苗，使我又想起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名句：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 　　让它不向你的灵魂接触？ 　　我怎能让它越过你 　　向着其它的事物？ 　　这首诗的题目当然不叫《蛤蚧颂》，而叫《爱之歌》，但仿佛和火苗什么的暗合神韵。 　　无论怎样说，人类并不具备十分的忠贞。离婚反目、琵琶别抱是人类婚姻生活中常见的故事。人类也调动教化的力量，鼓励和赞美夫妻忠贞再忠贞。别国的事情搞不大清楚，在中国，制止性紊乱，是巩固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在宋代，贞节之大防主要防在女人，防范者则是男人。防什么呢？防女人不守妇道而红杏出墙，说穿了是男人防男人。男人们渴求邂逅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一逞艳遇，念头一转又怕自己的老婆会遇到像自己这样一个男人。这就叫防不胜防。男人的虚伪与卑鄙，在封建礼教中是一露无遗的。但话说回来，古代中国在性事上的大惊小怪，目的也不是怕人们在性事上占多少便宜，而在于加固“超稳态社会”的篱笆。 　　动物学家的研究报告证明：哺乳类动物在两性关系上，都无忠贞可言。人尽管有理智，有心眼，也保留许多哺乳动物的特征，即朝三暮四。如果说“永不变心”，最引人注目的只是鸟类。专门研究动物习性的布利姆博士（DR·BREHM ）从长期的观察中得出结论。他说：“鸟类中除鹑鸡等极少数种属外，大都伉俪固守，终身不变。”（卫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鸟没什么思想，谁也没听说有什么鸟思想。而鸟的“终身相守”如蛤蚧一般，实在令人高看一眼。 　　人在情爱方面不断寻求新侣，说不好是不是生物学上的进步。在鱼与昆虫这些低等动物当中，也是如此。但鱼之类只是“胡搞”而已，并不“闹”，即没有离婚之类的动作剧。 　　说到鸟类，亦有一则笔记值得录下。这是明末文人陈子龙（崇祯进士）的作品，也可作动物学家的观察日记来读。陈子龙写许氏庭园中养二只鹤，雄鹤毙，独遗雌鹤。一年后，又有人送来雌雄双鹤。但这只孤鹤守节操，不与彼等往来。“踽踽避之，不同饮啄”。有时，雄鹤企图勾引这只孤独雌鹤，未果。陈子龙写道，到了晚上，“双鹤宿于地，则孤鹤宿于庭。每月明风和，双鹤翩翩起舞，嘹唳呜和，孤鹤寂然不应。或风雨晦冥，……哀音忽发，闻者莫不悲之。”这一则笔记见于《白云草访居》。陈子龙在此似由孤鹤写气节，他本人亦在南京失守于清人之后投水而死。 　　蜚语 　　一 　　我们喜爱李白、苏东坡，他们喜爱谁呢？当然不会反过来喜爱我们。仅从文学史上说，似乎缺少他们喜爱的人了。从现行的文学史看，苏东坡似应崇拜李白，太白宜心仪陶渊明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诗人不会按着我们的眼光去爱憎。 　　在文人中，李白喜欢大小谢（灵运、眺），虽然大小谢的才华在现在看来，远不及李白。但李白对二位无限神仪。对大谢，李白说“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说小谢“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同为魏晋诗人，李白亦美誉鲍照、庾信。但对二谢，李白似乎想起来就意兴造飞了。苏轼膺服的人不是李白，大约只周瑜一人。周瑜武功有赤壁之战弘扬，建功时又年轻，二十岁领“建威中郎将”衔。周瑜的相貌和谈吐为苏东坡倾倒。《三国志》中，称公瑾“瑜长壮有姿貌”，又“言议英发”，使吕蒙无可比及。 　　在词人当中，辛弃疾熔铸经史，沉雄苍凉，他的崇拜者不是前辈中沉雄如杜甫、苍凉似曹孟德之类的人物，而是武人孙权。他称孙权是英雄，在千古江山中已无由寻觅了。辛弃疾本人乃骁将，率千骑入金营五万阵中，缚叛将张安国，昼夜兼驰，献宋高宗前，使“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古代的中国人，卓越处并不把人生狭隘地分野文武，建功立业之心时时存之，而人格志趣也是他们观察别人的尺度。他们身心一体，视野开阔。时乎汉唐，一个仅抱“作家梦”的人，肯定为人唾弃。中国有出息的文人，都把国家民族置于最上地位，歌诗只是咏志而已。 　　前贤崇拜某人，更有甚者，将崇拜者寄托为自己儿子，当然此语只能出于曹操。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虽钟情孙权，但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孙权一样。实际上，被崇拜者实在不必置放在“爹”的位置上鞠躬如也，后辈恰是自己的未来与希望所在。 　　而今的天真小儿，崇拜的只是（不仅是，而在只是）港台歌星。中国由汉唐至今，又越千余年，竟开始膜拜歌者伶人，言语至此，只好打住了。 　　二 　　某次去南方游，与友人夜抵县城，筵宴，遇另一友人。彼此相熟名字文章，没见过面，于是“幸会幸会”了，吃，喝。 　　半酣，新友人发言，乡音浓重。人大凡在酒后吐露心声，就不计较普通话了。他说着，略有些激动，似在点评他人并旁及世相，语音由不能完全听懂变成完全不能听懂了。但我仍把握两点：－、他说我。二、赞扬的意思。 　　听不懂，但涉及我，就直认真地听着。友人对新友人的方言完全通晓，脸上的表情便复杂，譬如反法的眼神，中立的倾听者姿态或意味深长的笑。 　　越日，友人将他听到的告诉了我，几层意思，如何如何。对这些好话，我若听得懂，依自己性格，会当场流露惊讶或谦逊以及感动的表情了，而且会加入谈话。 　　然而我没有，因为未知其意。后来想，我当时的表情大约如此：沉静倾听，偶尔点点头，无大悲喜。 　　这不是高人姿态吗？我平日最心仪的样子。 　　但我平素恰恰不能如此，无论毁誉皆形于色，这是摆脱不去的小人物的本相。 　　倘若有人美言你几句——无论多么微末平凡的人，总会遇到几句美言，不必像久旱逢甘霖式地感激，当然也不必拒人千里之外式地推搪。调侃别人的赞扬，近于玩世，倘若对方真诚赞扬，调侃便已失德。 　　说实在话，我需要别人（特别是朋友）的赞扬，但免不了像清浅小溪一般哗哗作响，以示高兴不已。这叫浅薄，我改不了。为修养计，我恳请誉我友人以方言或外语（包括梵文）来说。这固然也是一种矫情，矫情亦出于浅薄。从另外一面说，倘有人痛骂你，你沉着倾听，并偶尔点头，实在是为人大境界，当然是以你能听懂的语言。然而，这一点并不难做到。无论毁誉，你剥掉这些词语的壳子，像剥去荔枝的壳子一样，不计较这些话说的是谁，而是听这些话在说什么，就可以从容地品荔枝的果肉了。 　　三 　　我曾将书房名为“二街堂”。南面临街，西边又有街，因而不是“二阶堂”。至于书房是否宜由自己的名份地位，命之斋、居或堂，并寄寓玄秘的含义，我从来不去想，妄语而已。所谓苦茶斋、大风堂或不二层，不外表达怀抱。有人抱屈，自命“六步斋主”，房子大小之谓。又有人讽世，谀已，伪逊，在书房上搞出名堂，属文人惯伎。 　　在“二街堂”前，有花园一片，为我钟爱。在都市，能和植物住在一起的机缘太珍贵了。我居二楼，一棵碧桃树横枝迎迓，绿盈我窗，并将枝叶昂首三楼。碧桃树肩下，是几株坚挺的松树，松树脚下榆树墙蔓延。它们就在我的窗前，被我引为三五好友，共度时光。 　　去年天冷时，吾妻在南窗置一帘，与床罩枕套一路色调，银灰绣花，隐隐有地主富农气，或道土气。这样，屋里增加了什么，也似隔绝了什么。越几日，妻子陈虹摘去窗帘不复挂焉。问，说见不到窗外的树了。我与她握手良久，说真是同志呀。 　　窗帘挡住树影，又妨碍了天光，不足一挂。它断绝了我与朋友的来往。窗台有花草几盆，那是我与树们的联络员。有时，我从外地回来，深夜至家。吃、喝、与家人问讯毕，躺在床上，一眼便看到了窗外的树。姿态依旧，真是老朋友相见。我相信它们在窗外也看到了我。我虽微不足道、无枝无叶、碌碌奔走，但毕竟是它们的邻居。我看到树的时候，心里总想：你哪儿也没去呵。 　　树们，哪儿也未去，也不屑去别的地方谋生或谋食。秋夜是树最美的情景，叶子俱去，干净伸展于星星的分布之中。这种美态不能以丹青状之，也不能为书法描摹。秋天的夜空本来明澈，若有月光依来，树们在静温中极尽温婉劲节的气韵，比月下舞剑之人好看得多。 　　我的心态如一个土包财主，即每夜逡巡仓房马圈，不放心所有权的人。夜阑，读过书又饮完酒，看妻女睡去，看冰箱彩电都在，上床前，再睹窗外的树，心便安了。 　　四 　　女人上街，多是去商店看衣服；我上街只是为了看女人。 　　舞场上女人很多，但我不喜欢看舞场中的女人。女人陷身舞场，在我看来真是可惜了，仿佛仙鹤在泥潭里跋涉。在昏晦甚至迷离的灯光下，在暗中许多眼睛的逡巡下，女人和男人貌似若无其事，但手腰并抱又若有其事地旋转进退，何苦呢？把女人的美（如果不算糟贱，也给）消蚀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私见，该跳还跳。男女间的亲密，不见得不美。我非常欣赏初恋男女的仪态，或坐在湖边耳鬓厮摩，说想说的话；或拥抱一次比一次珍惜。他们双手牵着，双眸相视，旁若无人矣。这是美的至境。那女的把头一偏，偎在男的胸前，像躺在白云堆里，像趴在地上倾听远方的足音。那男的用手臂圈着女的，像兜揽一大捆鲜花。这是真拥抱，不似电视剧中的假相。这是少年人出自爱情的拥抱，不是男女演员作戏，也不是嫖客搂着妓女，更不是走红作家用手捏文学女青年的大腿。我还看过偷情人苟欢，因为当今偷情较普遍，就能常常看到。他们（偷情的当事人）也拥抱，姿势虽与初恋者无大异常，但总是不美丽。或过于熟练，而无犹豫。或过于犹豫，形同猫狗。偷情人大多三四十岁吧，手脚利落但脸上佯无表情。他们瞒谁呢？丈夫或妻子自是瞒过了，瞒我这个常去花园里踢腿的闲人么？他们隐瞒快乐，假装做一件平凡的工作。可见人不可苟且，不然至少不美。偷情者防范着一双天眼，虽钻入密密扎人的灌木丛，亦不碍天眼透视。然而，初恋的人已浑然忘记无眼了，这是人神相通之际。 　　我家的窗前有花园。人们上班之后，街上行人稀了，我来到花园里。这儿有石凳，坐上，两条腿刚好离地。我就闲适地悠荡着小腿，看脚下的草和头顶的树，看街上的女人。女人走过来，身段和表情，两腿矫健地交替前进，背影可观。我觉得我很幸福，认真地看过那么多的女人。女人在放松地行走时无不美丽，倘若年轻的母亲与学步的孩子一起走，母子间的交流尤感人。母亲注视孩子的眼神深邃而清彻，常不自觉地模仿孩子的表情和姿态。我也喜欢看到恋人在一起走，这时我并不会像项羽那样，生出“彼可取而代也”之心，也不会像阿 Q躲在角落里扔小石子。一般说，妻子在家里并不为丈夫时时欣赏，盛妆的少女亦不为父母认真观察。那么，美像电一样，无形流失了，而我，像是乞美的丐人，碗边上总有一点别人的花事。 　　五 　　在冬天怀念雷声，是不是有些不道德呢？我指的不是道德本身，而是一种感受。因为这是冬天，北方从不下雨，打雷干吗？藐予小子，在冬天揣摩雷声云云，仿佛攻击老天爷的短处。譬如在寒冬腊月，一个正在咽气的垂死者，突然眼睛一亮，说“我要吃杏！”冬天哪来的杏呀？他的家人只好哭丧着脸出去找杏，转一圈儿回来，惭言由于无能而找不到杏。垂死者示意不必为难，不过说说而已。 　　我曾在目前的冬夜思想过雷声，冬夜太静了。窗外的星夜连云彩也没有，冬天之少云，如人之脱发，虽然光洁明净，也还缺少蓊郁的生气。街上老有汽车辗来辗去的噪声，一种委琐的杂音，远不及雷声干脆。 　　但我还是不希望冬天打雷，人们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沈阳已立法，不许居民燃放鞭炮。交通岗的喇叭每天广播一篇起承转合的官府文告“……虽然对烘托喜庆气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但有人还在放鞭炮，目的只在禁令实施之前过一过手瘾或耳瘾。雷声当然不是可以禁止的，老天爷也不随便放雷。说实话，我对暴风雨中的惊雷很有些敬惧。尽管害怕，但不敢说此雷有什么不好。科学认为人不宜在六十至七十分贝的环境下工作，但雷声是多少分贝呢？“咔嚓”一声，闪电将黑云一分为二，雷来了。人们形容雷是“霹雳”，可不霹雳咋的，天下为之一震。我近年喜欢读关于雷的资料，这种“喜欢”不是爱好，也出于敬惧。资料说雷甚至可以破窗而入，在屋里巡行一周等等，真让人受不了。又说人在雷区（不是地雷区，而是天雷区）应避免手持导电的玩意儿，如铁钩子。一般的人都不至于拿铁钩子上下班，但又说应避免树木。在城里，人行道多有树木，不好回避。还说孤身一人在旷野里也易遭雷击，应匍匐前进．那得多久到家呀？离我们家挺远的地方，有个噪声检测仪，过汽车、拖拉机，显示七十、八十分贝什么的。我想，打雷的时候，行人何不偷觑此雷多少分贝呢？也许这是不应该看甚至不应该想的时候。我跟别人一样，喜欢春雷。经过漫长的冬季，春雷一响，哪管是隐隐的微震，尘埃便纷纷落下。草尖儿，花苞和小虫儿的蠕动，似乎都与雷声有关。这便是号令，也应合了人。已当中的某种律动。 　　傲慢 　　在骄傲、自负或傲慢这些词中，最可疑的是傲慢。 　　按通常理解，傲慢与骄傲仿佛，含有轻视别人之意。辞典上这样解释。 　　但这还没有触及“傲慢”这个词的全部。 　　我举个例子，余光中先生大约是当代最接近李白也最理解李白的诗人，并常以诗追慕诗仙。在一首诗中，余光中第一句便写道，“那双傲慢的靴子，至今留在高力士羞惭的手里，人却没了”。余光中以史笔点出了李白最本质的特性：傲慢。也可以说李白是古今第一傲慢之人。至于纵酒练剑的豪放，诗思诡瑰的想象，都是傲慢之内的分流。对李白，这不单是让高力士脱靴这件事，他牵马脱裘换酒也是一种傲慢。他对贺知章最膺服的一件事，在贺敢于将作为官饰的金龟换酒，险些获罪。今天的将军们，谁也不敢拿军衔领花去换酒。李白的真挚也是其傲慢中的一部分，他乐于想象洞庭湖水全变成酒，供他豪饮。这可以说是天真，也可说是傲慢。他的傲慢表现为对天地江湖并不敬畏，而是平等的亲和。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傲慢吗？至于世间礼法或庸官俗行，他更以傲慢置之。李白的傲慢是由人格姿态铸成的一种美与力度。这不仅仅是“骄傲”与“轻慢”。世人的行为中，傲慢的人很多，但和李白不同。 　　我并不是由余光中的诗想到这些，并企图“正名”云云，不是。我读马丽华的《藏北游历》一书中，藏民对才艺卓越的歌者是这样赞美的：“太傲慢啦”。这个“傲慢”含着“高贵”。那么为什么不用“高贵”来形容呢？这是两回事，傲慢是人在轻蔑中透出的与众不同的高贵之美。我的解释几乎不能达意。但表达了我曾经思想和努力理解“傲慢”这种情态。我认为马丽华把藏人的赞词译为“傲慢”极准确。她还在书中特地解释说，藏人常用此语赞称绝俗之美。 　　我能够理解的依据在于：蒙古人也常常用傲慢来赞美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在口语中也常常使用这个词。 （汉人在口语中很少说傲慢云云， 北方人最常用的是“牛X”。“牛X”这词固有“强横、骄傲”之意，也寓“能力高强”的褒扬。但这个词当中缺少傲慢一词的审美含义。）我小的时候，听过我父亲说某某傲慢，多数意思在其人不易接近或自视过高。但有一次他脸上带着仰慕不已的表情，赞誉某公“非常傲慢，谁也比不了”。此公我也见过。我见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相貌安祥高雅，目光睿智，的确不太搭理人。他只在嘴角留下些浅笑供我们观瞻，自己的眼光似乎始终望着远处。 　　我费了这么多话来形容此公丰采，其实不如我爸的四字评语“非常傲慢”。 　　傲慢，如果不是我上面说的境界，而是一种行为，那就是令人讨嫌的事。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上帝认为人的最大的罪之一就是骄傲。先知穆罕默德也在《古兰经》中传达真主的诫谕：人，应该朴素谦逊。 　　在作家中，似乎拜伦为傲慢辩护过。他在《马林诺·法里埃里》中说：“虚荣者小人也，傲慢者伟人也。”他又在《唐璜》中说：“用傲慢对付傲慢，叫傲慢有礼。”拜伦甚至把“傲慢”升为人际交往的一种“礼仪”。 　　听一听马勒 　　直到去年，我才听到音乐家马勒（ 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资讯汹涌如八面来风的今天，人们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闻。社会认识层面，仿佛案上肉馅，被切割得极其细碎。 　　我的朋友周游，在北京一家传媒机构充音乐编辑。去他家做客，见书橱里满满的读物竟无书籍， 细看， 全是激光唱盘，上面摆着交响乐总谱。我指着总谱问：“读吗？”他点点头。我想像他于深夜，在书房认真读乐谱的神态，好玩。 　　周游貌美寡言，鼻梁挺削，面颊干净泛青，有贵族气。作为礼物，我请他自选两张唱片。他在音像书店将选到的一张唱片拿给我看，说：“马勒。”那会儿，他眼里的满足感，如同赌徒高喊“满贯”。他扭头时，敝着领口的大红羽绒服里面，亮光倏尔一闪，一根极细的项链，很精致。 　　这在去年春天。 　　回到沈阳，周游寄来一篇音乐论文，我交由友人张英主持的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的题目是：《迷惘浮生的慨叹一一谈马勒的交响乐》。 　　又是马勒。 　　还有一回，漫然翻阅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书，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连读了几遍：“二十世纪是死亡的年代，马勒是我们的精神先知。”（莱纳特·伯恩斯坦） 　　马勒作为一位奥地利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在西方精神领域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找来一些书读，才知在西方知识阶层，马勒是继贝多芬、瓦格纳、德彪西和勋伯格之后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马勒音乐的复兴时代”这一文化现象。马勒作品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内涵。马勒终生真诚又终生痛苦。他站在衰草丛生的传统价值的废墟上，目睹由科学进步造成的物质繁荣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幸福。他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闯入者，从不受欢迎。”一位美国音乐评论家称，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与宇宙之间形成某种和谐，马勒则永远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协、内疚和焦虑，使他成为时代的预言者。 　　我借来一本由阿尔玛撰写的马勒回忆录，深为这位音乐家精神生活的精纯敏锐所感动。阿尔玛是传主的夫人，小马勒二十岁。此书似乎缺乏从更宽阔的角度理解马勒。公认写得好的《马勒传》是其门生布鲁诺·沃尔特所撰，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出汉文译本。 　　我已经开始了听马勒的准备，虽然还没有听到。同时被一种对马勒作品的诠释所打动：“人生是一场悲剧，但生比死更有意义。” 　　今年三月，我在杭州赵健雄的家中读一份由北岛主编、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汉文期刊《今天》。上有钟阿城回忆诗人叶三午的文章。文中说患有风湿的叶三午躺在沙发上与作者“握了蜻蜓点水手”之后，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阿城回答听小彩舞的“丑末寅初”。三午叹了口气说：“我在听马勒。” 　　我不能像周游那样读交响乐总谱，只能由耳朵来听，到各处去找马勒的带子。在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音乐书店里，我问：“有马勒的带吗？”女售货员回答：“没有。有马玉涛的带。”我被噎个踉跄，接着问：“有马克思的带吗？”女售货员形色不改，回答：“没有。有马长礼的带。”我欣赏这个女人的冷隽。 　　马勒的激光唱片很多，但我的比较不高档的音响无力享受。 　　今年五月，手头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开一篇文章，题目为《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陈钢，我合上这本杂志，心里一紧。马勒，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了，我没读这篇文章。马勒无所不在，如他自己说，“我渗入音乐的永远是整个的人——感觉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难的人。” 　　七月末，我买到了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宝丽金公司出品，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小泽征尔指挥。作品是他的第二交响曲，主题是死亡侵扰与生命渴望的搏斗。像迈克尔·肯尼迪指出的，在这部“寻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马勒，而是人类·马勒”。 　　唱片的封套印刷精美，小泽征尔以善良的眼神注视着人们。我觉得听这套唱片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一个缘由甚至借口，但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唱片仍然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我期待有一个朋友来，指着唱片说，“那是什么？” 　　“马勒。”我回答。 　　“听一听好吗？”他或她说。过去听或没听过马勒的名字都不要紧。 　　“好的。”我起身，用我纸刀慢慢划开唱片外边的玻璃纸，把它放在唱机上。 　　听一听马勒。有可能听不懂。 　　两个月了，还没有这样的朋友光临。 　　花瓣·眼睑·歌 　　20世纪最优秀的抒情诗人里尔克自撰的墓志铭是一首诗： 　　在如此众多的眼睑下，独自超然地安眠，也是一种喜悦在德语中，眼睑与花瓣是同义词。花瓣的造型又的确近于美女垂下的眼帘。因而，诗人可以在众多的花瓣下安眠。在发育上，德语的眼睑与“歌声”同音。作为诗，这个慕志铭极美，的确是“一种喜悦”。 　　由此可窥里尔克作为抒情诗人的绝妙本领，亦可感叹纯美的作品无法移译。 　　里尔克死在自己喜爱终身的玫瑰花上，但不是花瓣，而是花刺。花刺扎破他的手指后，化脓转为败血症。里尔克于1926年12月殁于瑞士的巴尔蒙特疗养院。 　　在他的生与死中，玫瑰似乎是一个神秘的信使。 　　里尔克同他伟大的同乡卡夫卡同生于布拉格，在这条摩尔德河边，在里尔克死后的3年，昆德拉诞生。 　　玫瑰与葡萄酒，是里尔克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玫瑰无疑象征女人，而葡萄酒也是女人（后者是罗丹的说法）。但玫瑰是爱情，葡萄酒是情欲。 　　像许多大师一样，里尔克的一生之中，身旁总有美女缭绕。17岁时，他与瓦蕾莉相恋 3年，手撰情书一百多封。从相片看，瓦蕾莉之美更近于女神。里尔克第二本诗集《家神的供品》 ， 即由瓦雷莉亲手装订。他后来的女朋友有名女人莎乐美（俄国将军之女、弗洛伊德的学生）、女雕刻家克拉拉（后为里尔克之妻）等。 　　对于死的看法，里尔克不无诗意地宣称，“当我们站在生命的正中央时，死也正站在我们的正中央，不断地哭泣。” 　　他又说，“死神从各种事物的间隙中凝视我们，像从厚木板中探出头来的一根锈铁钉。” 　　如果里尔克说得对，那么死神的确站在锈铁钉一般的玫瑰花刺上凝视过诗人。那时候，诗人刚刚出版了耗时十年的诗歌《多伊诺的悲歌》，的确站在了生命的正中央，奈何？一切都被里尔克说中了，包括死神的行踪。 　　然而女人们依然“如水晶般深奥，在深澈的黑暗里沉默着”。在女人面前里尔克“感觉自己像圣诞节的雪，正熊熊燃烧”。当死神终于介入其间时，里尔克绝望了，他回到古堡写下遗书，这种感受或许如他在一首诗题中所表达的那样： 　　无法再将感情移入等待玫瑰花开时的期待与憧憬。 　　上帝的另一扇门 　　在画家当中，如果不算梵高，很少有人遭受像米勒那么多的磨难了，也很少有人在如此漫长的煎熬之中恪守着自身的诚实、善良和信仰。惟一的例外是米开朗基罗，他与贝多芬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大师，包括艺术与道德之师。 　　这里有一条历史金链：米开朗基罗的精神之火在近四个世纪之后点燃了米勒心中的烛光，而梵高在28岁才开始作画的时候，指导性的灵感来自于米勒《收割者》。他们三人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然而米勒和梵高不同，无论在精神或身体方面，他都是一个正常朴实的人。他说：“我生来是一个庄稼汉，至死还是一个庄稼汉。”梵高虽然也穷得要命，但那点微薄的钱投向了颜料、妓女和阿尔咖啡馆的夜晚里了。梵高一杯接一杯地喝苦艾酒，一支接一支地吸劣质香烟，在阳光灼人的正午画令人眩目的向日葵，一天画14至17小时。他把自己搞崩溃了，为了什么呢？“为了成为艺术家”，为了使他的画笔燃烧起来，去再现揪住他不放的白日黑夜出现在脑海中的那种黄颜色，也为了画出“能长出一百棵树的那一棵树”。这就是梵高。 　　而米勒是一个平实的诺曼底人，他生活在农人当中，他眼中看到的永远是人间的痛苦。当他坐在林间企图享受一点宁静的时候，背柴的农夫由小径蹒跚而来，米勒的泪水便随之淌下。他村里的神父曾对小米勒说：“孩子，你有一颗会带来许多苦恼的心，你将来不知道会遭受多少痛苦。”神父说对了，米勒在一生中都未摆脱痛苦。 　　米勒成年后，在法国巴比松大森林旁边的一所谷仓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种庄稼来喂养一堆孩子，拾柴取暖以熬过寒冷的冬天，其余的时间作画。在这间谷仓里他和家人度过了27年。27年的贫寒，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难以逾越的极限。在画完不朽名作《晚祷》时，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们只够二、三天的燃料了，不知怎样才能再弄到一点。”米勒是个慈父，他称自己的孩子为“我的小蛤蟆”。为了应付无法应付的生活，米勒不止一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穷，使米勒的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但还是穷得无法活下去。尽管《晚祷》在他去世不久就卖到了二十五万美元。 　　然而米勒不会自杀，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梵高虽然自告奋勇去比利时的煤矿中作牧师，但他并无任何神学知识，只是用自己的食品乃至衣衫送给贫苦者借以传道。米勒生长在严格的基督教徒家庭中。《圣经》是他终生阅读之书。《拾穗者》中第三个农妇，直起腰喘气的形象，《晚祷》中那个光头、双手捧着帽子倾听教堂晚钟的农夫的形象，正是米勒苦难的世俗生活和坚忍的宗教生活的写照。因而他笔下的色调永远是阴郁灰蓝的，不像梵高那么辉煌，塞尚那么鲜艳，修拉那么缤纷，提香那么华丽。米勒是上帝的领受凄怆之美的纯朴的羔羊，他一生也没背叛过宗教。 　　但是生活真理正是在这里令人惊异地被展示出来：米勒的《拾穗者》、《晚祷》被批评家认为是“鼓吹革命的呐喊”。米勒一辈子也没想到过革命，也从不呐喊，他能做到的只是忍受。压迫者把穷人忍受苦难的静穆看成了将要反抗的凶兆，而革命者又把如此沉重的苦难作为革命的基础。 　　米勒青年时期在巴比松作画时，听说母亲去世却没钱买火车票回家，他痛苦地流泪，“我被钉在岩石上，罚做无尽的苦役！”他从乡下第一次来到烟雾迷蒙的巴黎时，乡愁化为泪水涌上眼睛，米勒用喷泉的水泼在脸上，以避免自己可能的痛哭。这是一颗多么敏感多么善良的心！米勒童年的时候，一次和双亲在教堂作礼拜，一名湿透的水手闯进来，说帆船触礁失事了。人们来到海岸，见到桅杆和人在浪谷里忽上忽下，传出绝望的呼喊。米勒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场面：村里的男女老少跪在崖上祈祷的苦楚而又无望的面容，而格律希海岸的风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们。因而青年米勒第一次来到罗浮宫时，深深吸引他的是米开朗基罗痛苦而壮观的雕像。批评家称米勒在此“找到了灵魂的嘴，喂之以痛苦，滋生出美”。米勒自己说，“生活中快乐的一面从未在我眼前展现过。我所知道最快乐的事，是平静与沉默。” 　　读米勒的传记，我常常会仰起脸来，试图把眼泪憋回去。我感动的不是其苦难，而是米勒那忍耐的怦怦跳动的心。人们当然有权利从他的画中看出不同的东西，正如挣扎了一生的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安然皈依宗教之后，维特根斯坦却在一九四九年的笔记中写到这首交响曲的第一节含着对命运的讽刺。也许存在一种讽刺，就像米勒静穆疲惫的画面使人看了之后恨不能砸烂这个世界一样。然而贫困的米勒坐在林中的谷仓里，他亲密的朋友、哲学家卢梭给孩子们带来一些糖果，“小蛤蟆”们狂喜地跺脚尖叫，卷发披肩的米勒见此情景谦逊而感激地微笑着。 　　这是米勒，“庄稼汉的但丁，乡巴佬的米开朗基罗”。 　　写到这里，我想起马尔茨博士在《心灵控制术》中引用过的一则爱尔兰谚语：“如果上帝关上这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上帝为米勒打开的是贫苦之门，打开的时间过长，也许忘记关上了。但上帝没有忘记打开另一扇门，那是灿烂的、通向艺术神殿之门。 　　陆放翁有诗：“无涯毁誉何劳诘，骨朽人间论自公。” 　　瓷器 　　说到“瓷器”，中国人，无端贵贱，脑里都会浮现一幅亲切的关于瓷器的图景。但这图景几乎形容不出来。光滑？精美？（什么是精美？）叙说瓷器，就像饭店里的诗者向一位盲人描述天鹅一样。他使盲人的手臂弯曲，说这是天鹅的颈。天鹅的羽毛像牛奶一样洁白，让盲人饮了一杯奶。侍者称天鹅会飞，在水面上飞。他把着盲人的手先摸一摸水，接着请盲人展臂，扶他走了几步。表示在水面上飞。最后，侍者强调，天鹅有美丽的。 　　后来，盲人重温天鹅的形象，他抚摸自己弯曲的手臂，饮牛奶，思想着…… 　　可怜的盲人，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可怜的天鹅了。 　　有些事情不可说。 　　盲人和天鹅是他（它）们各自的局限，天鹅在盲人的认识系统里难以成立。 　　对非盲人来讲，也并非可以理解和述说一切事。爱因斯坦说出来了：在某种条件下，两点之间的最近距离是一条曲线。这容易理解吗？ 　　同样，我们难以述说瓷器，虽然瓷器对我们太亲切了。抛开 CHINA这个英文词不说，瓷器对我们依然意味着中国。目前在闭塞得不知有汉的乡村，农家仍有青花瓷掸瓶，矗立在五节红油漆躺柜上面。同时，国家总理接见外宾的会客厅的角落，也端立一人高的彩绘工艺瓷瓶。 　　瓷无法言说，首先颜色就无法形容。唐代的瓷器首推“越窑”，地址在今日浙江上虞、余姚一带。陆羽的《茶经》曾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先生的意思是“邢不如越”。邢窑是唐代北方瓷器另一产地。就颜色讲，所谓“越瓷青”被唐代诗人写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千峰翠色”，用古玩家的术语叫“越窑秘色”。这是供奉之物，谁也说不清楚。一九八七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一批青瓷，被认为是“秘色瓷”。人们看到，“秘色”莹润宁静，像潮水又像山包，委实不好讲。同样，宋瓷五大窑中艺术水准最好的“汝窑青瓷”，胎质细洁，釉面纹片如鳞，似云母天青。这种描写仍是一种绝望的描写，无法涵盖瓷器的颜色特别是精神。 　　与中国其它传统艺术相比，瓷器所包藏的精神因素更多。从表面看，唐瓷恢宏富丽，宋瓷静寂幽玄，元瓷阔放质朴，均与其国势相衬。但瓷器的内里，仍有更深重中国式的含蕴存焉。 　　于是我比较留心叙说瓷器的诗文，不光是冯先铭先生的《中国陶瓷史》这样的专学著作，尤感兴趣纯粹“形而上”的阐述。 　　我读到过两首诗，都是写瓷器的，均属上品。一为台湾诗人覃子豪的《瓶之存在》，另一为辽宁诗人柳沄的《瓷器》。 　　覃子豪说瓷瓶“吸纳万有的呼吸与音籁在体内，升华为灵，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 　　瓷瓶“似坐着，又似立着。禅之寂然的静坐，佛之庄严的肃立。 　　什么东西像坐着又像站着？这不是谜面，而如写真，想来想去，也只有是瓷瓶了。它亦包容了佛以及禅。佛来东土蜕化或嬗递为禅了，但仍不同于佛。 　　覃说，瓷瓶“似背着，又似面着。背深渊而面虚无，背虚无而面深渊。无所不背，君临于无视，无所不面，面面的静观。” 　　这说得依然玄妙，但一想瓷瓶那种样子，的确是这么回事。因为，它“不是平面，而是一立体。不是四方，而是圆，照应万方”。 　　此时，中国哲学无法不在瓷器里暴露出来，或曰被覃子豪给“剜”出来了。他的诗是一只烛， “用光明的小刀，把摆满家具的房间从最厚厚的黑暗中，刷出（F·彭热语）”。中国哲学对万物的看法“所似又无所似”，但的确“照应万方”。这种哲学的圆满的表征，竟包含在瓷瓶里，这是我们原来所没想到的。 　　覃又说，瓷瓶“清醒于假寐，假寐于清醒。不是偶像，没有眉目。不是神抵，没有教义。” 　　在这里，哲学有涉宗教。中国的本土宗教不排斥偶像崇拜。不崇拜偶像的宗教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平心细论，中国人的信教，不仅“泛神”，而且“泛信”。国人无论在过去或现在，在此庙刚拜完罗汉，甫走几步又拜关公。并不计较他们彼此的体系与关系，也不计他们到底是人是神，多像阿 Q一样，“腿一软，就跪了下来”。他们拜了关公后，又不妨在同一时刻拜了文天祥和白渡母，对太上老君和土地爷也一并礼拜了。中国人对“神人之别”不屑区分，但重视塑像即偶像，不偏不倚， 一视同仁。 但这种拜法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在心底里并不“信”。“信”不如“拜”，拜了，如蒙神祗错爱，赐一些福，小民也就不客气，笑纳了。这一点，早被孔子看穿，说“祭神如神在”。就那么回事，此事原也是“没有眉目”和“没有教义”的，一如瓷瓶，何必区别假寐或清醒呢？ 　　然而，瓷器更多昭示于美。覃说，它“典雅、古朴如音。光焕。新鲜如昔。静止如一，澄明如一，浑然如一。每一寸都是光，每一寸都是美。无需假借，无需装饰。” 　　瓷瓶在这种意义上，很像中华民族的历史。惟其静止浑然，便永远新鲜如昔，而无需假借。中国人的传统，使他们的的确确无需假借什么来延续或张扬自己的生命力。如今是假借与装饰的时代，这出于一种恐惧。至于恐惧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恐惧的理由，大多是不自信。 　　然而瓷瓶从一开始就自信着，它“自适如一，自如如一，自在如一，而定于一”。我们的许多不适或悲苦，差不多在于没有“定于一”。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过多也换置过频，因而不自如也不自在。然而从远处看，中国的历史则如瓷瓶，“寓定一于孤独的变化中，不容分割，无可腐朽”。 　　这便是瓷瓶作为一种精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因而它可以“自在自如的，挺圆圆的腹。”我们惭愧了，不敢也挺不出这样自在自如的圆圆的腹，至多是投注目光于瓷瓶，使精神相联。 　　覃子豪的诗谈到这里，使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承诺带领我们攀缘并观阅一处几乎无法攀缘的景物。他做到了这些，只用语言就搭一架神梯，人们—一领会。 　　柳沄的诗《瓷器》 ， 是通向瓷器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更有现代意识。他说，“比生命更脆弱的事物，是那些精美的瓷器。我们任何一次失手，都会使它们遭到粉碎。” 　　在这样的诗面前，我们默然了，面面相觑。读者被拎起来，扔进了瓷器里面。 　　“在此之间，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坠地时又将尖叫释放出来。” 　　对此想说什么吗？我屏着气，什么也不敢说，但想哭。 　　“但在另一种意义里，瓷器坚硬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它们更喜欢呆在高高的古玩架上，与哲人的面孔保持一致。许多时候，我不忍回首。那样它们会走动起来，而瓷器一经走动，举步就是深渊。” 　　这难道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譬喻？不，这只是我的联想。此时，生命招手让你过来，逼你看它具有的更富生命力也更脆弱的那些领域。和覃子豪相比，柳沄的眼光似乎更西方化一些。不然，西方化的眼光看不到这一切，即看不到柳沄所看到的瓷器的另一种本质。“瓷器吸收了太多的尖叫”喻示了同样是中国哲学在“行”的领域中的脚跟以及川端康成式的那种凄美，这与覃子豪所演示的中国哲学的“知”的范畴的浩荡是一回事。 　　当然，覃子豪与柳沄齿序相差近50年，生活范围又有台岛和大陆之别，他们看法不同。但瓷器的目光“无所面又无所背”，不一亦是不二。 　　柳说，“瓷器太高贵了，反而不堪一击。在瓷器跌落的地方，遍地是呻吟和牙齿。”诗句用枪顶在观者后腰上，让我们检寻历史特别是文革的历史。这令人沮丧，但又无法否认。 　　瓷器大约就是“士”。“因此不难明白，为什么瓷器粉身碎骨，而拒绝腐烂。” 　　在此我们更逼真地看到了瓷器在毁灭时的一种气魄。“瓷器粉碎时，其愤怒是锋利的。它逼迫我的伤口，重新绽开。” 　　至此，泪下者可以泪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常常倘佯于“自如自在的，挺着圆圆的腹”以及“其愤怒是锋利的。它逼迫我的伤口，重新绽开”这两种状态中。有时不得已而“假寐”，有时不得已而“清醒”，像他（它）们有时得意而假寐与清醒过一样。对瓷器和人而言，假寐和清醒实在无法仔细区分，就像无法区别一个人究竟在什么时刻“不得已”一样。当阿Q在大堂之上，跪着圆圈时，还有些不得已。但在被砍头示众的游行中，特别是看到夹道人群时，已得已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浑然吗？近年，又读到文章，有人写周作人附敌属不得已。还有人说秦桧附金，亦是不得已甚至是“予取之，必与之”的大策略。于是，历史已无法相信或不信。因为此间种种，都被包含在东方哲学的玄机中。 　　但柳沄告诉我们一个准则，即保持“清醒”的准则，“拒绝腐烂”，包括让锋利的愤怒逼迫伤口重新绽开。这也是中国人眼里的瓷器的节操。 　　这种精神的现代意识使其同西方的人文精神相通。瓷器是什么？它也象勒内·夏尔说的，“在法兰西的高地上，一片细小的燧石从地上跳了起来，勉强地被我们握在手中，它在我们的记忆里燃起一星萤火，它是永远耀眼永不熄灭的晨曦之核，它是高贵的红晕和高扬的面颊。”（葛雷译）。 　　中国瓷器不像法兰西高地的燧石那样耀眼眩目，它细洁莹润，更包容自在，但不排斥锋锐。它用更为寂谧的光，透射中国式的精神，晕染着我们以前和以后的梦想。 　　合辙押韵 　　中国诗词，对百姓说，是押韵之物；文人，则重其平仄。文人以为，诗作为文学尤物，除意境外，音律合乎法度，正是最难最美之处。百姓与文人对诗词的看法，统称“合辙押韵”。 　　大众对于标语口号、民谣谚语这些流行语尤重其押韵。押韵便于流走人口，也就能流走民间了。事实上，现代传播学将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播方式的讯息，所下定义叫做“流言”。 　　押韵，对于普通人，仿佛有一种真理性的暗示，即押了韵的，必是可信的。 　　“九九添一九，耕牛遍地走”，是由节气论北方农事的谣曲，其真理程度在某些地方确凿无疑，同时押韵。“拼命干上三年半，努力建成大寨县”。这条标语的真理性（其实是事实性）取决于三年之后的结果，但由于押韵，使人士气大增，因而也令人信服。 　　在中国，许多政治性的、生产性的、甚至治家方面的话都押韵。一些是格言，另一些则是谣言。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是利用押韵反抗地主老财的杰出代表。近年，市井流传某些反映世相或民怨的“顺口溜”也由于押韵（至少是押韵，高超处更在深刻的概括力与讽刺艺术）流走大江南北。 　　某些新产品的问世，企业老板要求广告商提炼主题词时，务必押韵。譬如“吃了XX宝，身体XX好。”这种联系很愚蠢，因为“宝”与“好”之间的关系是荒诞的，但传播效果极佳，因为押韵。这种蠢话在电视播出后，自有顽童替你四处散布。 　　至于合辙，是讲究诗文中的平仄，则难得多。涉及汉语中复杂的音律，使汉字排列起来，读如钟磐。譬如《周南》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读来好听极了，虽然不算押韵。苏词“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亦可手执牙板低吟，比“贫下中农志气高，泰山压顶不弯腰”更加上口。在现今的文艺样式中，最讲音韵的属昆曲，难怪语法大师朱德熙钟情此剧。并经常吟唱。正因为其雅，和者其寡也不是怪事。 　　有人喜欢在今天作古诗，将不合平仄但押韵的五七言堆在一起。某些官员尤喜欢如此，大约可以添些书卷气。不合平仄的律诗读起来令人痛苦，远不及李有才的快板。我的一个朋友执著于平仄，他称宁可文理不通，也要合音律。其代表作酒后所制，由古句与外国人名连缀。诗云：“露从今夜白，帕潘德里欧。将军百战死，波隆贝斯库。江汉思远客，米开朗基罗。挥剑决浮云，德钦巴登顶。”此诗合辙，但不押韵。 　　精神壁垒 　　1917年，勋伯格完成了清唱剧《雅各梦中的梯子》。在这部寓言式的作品中，一群濒死的人来到天使长加百列面前，陈述自己在尘世中的际遇，或者说是谈活了一辈子的人生哲学。只有生活才需要哲学，来到天国甚至什么都不需要了。 　　天使长加百列让众人推六名代表。勋伯格把自己也当作“被选中的代表之一”。 　　这真是一种巧妙的结构，套用流行的说法，是巧妙的“语境”。 　　站在天国的土地上总结尘世的一生，是有趣而困难的事情。脍炙人口的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的激壮的独白， 恰好具有总结人生的意味。 谭嗣同与汪精卫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也因此而闻名。这是人在死亡面前说出的话，因而特别值得一听。豪人自作豪语，懦夫此刻至多说出“饶命吧”而已。 　　但在勋伯格的清唱剧里，所谓死仅是升入天国的一个步骤，因而不值得哀。按照西方宗教的说法，人无法径直降生于天国，必由短暂的尘世滞留而完成。与天国相比，尘世多是不愉快的（至少是无法始终保持愉快的）经历。但有思想的人都不愿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天国固然令人神往，但谁也不愿因此兑出俗世的生活。 　　因此，清唱剧的代表们只采用音乐表达一种沉思。 　　不止是勋伯格，每一位艺术大师都是被选为与天国对话的代表。作为一位贫困的艺术家，勋伯格一生的物质生活都无可赞美，但他像每一位大师一样，始终将精神领域作为不羁的家园。他不仅注重精神，尤注重拆除其壁垒，使自己成为一个坦率的人与冥冥对话。 　　同样作为比较贫困的人，别人也许木会理解勋伯格为取消了音乐的调式中心与和声功能而欣慰与苦闷，也不理会创立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的意义。 　　但人们可以这样想象：勋伯格终于在天使长面前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西安四帖 　　簪花秦俑 　　秦兵马俑博物馆的前面，如开阔的广场。水泥砖铺地，干净而大气，挎相机的华夷游人散漫来往。 　　馆，是富丽的仿唐建筑。所谓古建筑，宫殿二字已囊括无遗。明清宫殿形状巧美，唐殿恢宏阔气，飞檐如迎客松枝翼展伸。日本的唐招提寺即唐建筑的模范式样。 　　像所有景点一样，秦兵马俑博物馆前亦有诱人照相留影之处。广场中央，用绳圈出四方形，内立秦站立俑一位、紫骡活马一匹，让人“咔嚓”，背景是博物馆的建筑与匾额。 　　马是蒙古马，老实。偶尔抬蹄但从不逾越绳圈，等人骑上它照相。秦源高两米，右臂微前伸，虚拳，似握长戟。左臂屈肋下。 　　秦俑披挂盔甲自不必说了，它被抬到两千年后的广场上独立，改革开放的气氛笼罩它，晚它两千年的华人洋人以各种目光看它。秦俑肃穆着，眉眼开阔清楚，一字唇髭生出尚武精神。 　　那天早上，我看到秦俑右挽的发髻上悬一红花，即有人将新鲜开放的石柱子花掐下静置秦俑头上。石柱子花即石蒜，吾乡称为山丹花。花瓣鲜红耀眼，如烫发般回卷。根蒜形，可入药治病。 　　多么美丽！红花鲜美于秦俑发际。秦俑的古朴悠远与花朵的温柔易凋，让人不忍离去了。我想，秦俑并不知鲜花偎于头顶；而花朵却无比依恋这位秦代武士的挽髻。 　　这是创作，属大师所为。 　　入馆巡游，观一号坑与三号坑，秦始皇海内一宇的国势现矣，无复言说。想起里根参观秦兵马俑后的一句话：解散！里根先生在幽默，但你看见秦俑横平竖直的阵列，亦觉得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真过劳累了。劳累了两千年。然而你不是总统，说不出“解散”这种妙语。 　　观秦俑，虽装束如一，神态并不如一。肃穆是它们的表情主题，但亦有暗笑的兵俑。识史籍知，造秦俑的匠人庶几于死亡线挣扎。众而踹泥、塑模、烧制成形。匠人们会随时殒命，怠工、体弱或反抗者无不立毙。然而，在今天的秦兵马俑一号坑中，仍有表情窃喜的俑人。它们寄托了匠人的什么期望？笑秦二世将亡吗？ 　　我想，匠人们非历史学家，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生机寄托到它们身上而已。 　　出博物馆，沿原路回去，见照相处的秦俑头上已无鲜花，有一小孩儿手执那枝石柱子花玩，口里唱着什么。秦俑黯然了，右臂微伸，拳心虚着，仿佛等待着把握什么。 　　霸上：藏在黑眸里的火光 　　霸上，实际没在什么东西之上，居灞水西，长安县东。 　　读《史记》，未尝不倾心项羽的威猛悲壮。读《项羽本纪》，除自刎乌江，赠亭长乌骓宝驹，自送王翳首级外，属鸿门宴最具声色。依太史公思路，项羽已败于鸿门，而非垓下。按后人眼光，西楚霸王从学书学剑开始，一错而再错，只“不肯回江东”令人思抚。 　　鸿门为一山坡，在新丰镇。新丰从汉至今都叫新丰。地与人一样，大凡不更名才具气象。今年秋天，叨《西安公安报》光焰，跻身在鸿门宴旧址设置的篝火晚会。 　　在鸿门办晚会，是吾友晋川的创意。晋川是小说家，由山西转徙陕西。为人善良含糊， 无精锐气， 八字眉，额发渐稀，朗笑不绝于口。著文幽默，小说集名为《处理原子弹》，可见怪异。 　　我们来到鸿门，天黑透了。宴址篝火袅袅升腾，环聚乡亲。老人、孩子和妇女居多。临行时，天欲雨、几乎浥地。由于晋川在华清池院子里唉声叹气，仰天而顾地，雨竟收了。下雨，就篝不成火了，天公不忍晋川心伤。 　　这就是项羽宴请刘邦的地方，我们来开晚会。一处空场，溜平的，像夯实的农村场院。上边什么也没有了，不见当年杯斛，亦无从揣摩樊哙如何带剑拥盾入军门，范增三举玉玦。空场如排球场大小，东立门板样石碑，书“公元前二零六年十二月西楚霸王项羽在此宴请刘邦”。此碑连宴请的月份都写上了。碑后是一台，高矮宽窄不伦不类，似日本炮楼的情况。 　　晚会开始，客人们得坐小木凳，我与友人李动、张成功像刘邦一样“北向坐”，身旁环置啤酒，西安与德国合资的一种较醇厚的啤酒。所面对者，城堞严然。是夜无月，亦无星，雨云遮蔽。但西安的夜色，常使我感到一种紫气，即沉黑中隐透靛蓝或微红的天色。如李贺诗：“塞上燕脂凝夜紫”。夜这么黑，天色仍分割出对面宫墙箭垛的背影，还有唐式建筑的飞檐。 　　最有生气的是场中的篝火，身穿西装的报社编辑刘艺不断拾干柴掷火中。霸上亮堂堂，火光的手指甚至抚摸着石碑字迹的凹处。 　　我回头望时，身后尽是站立着的霸上的孩子。我身后那孩子，约六、七岁，一副秦人宽厚脸盘和清楚的眉眼。他口唇微张，用力看眼前景物。这张火光映射下的孩子的脸，轮廓生动。他瞳孔愈发深黑，散出像篝火那样明亮的光。 　　霸上的孩子是乡下孩子，穿着不成系统的衣服，如非警非军却似张作霖那种傲慢的褂子。当一排孩子站在你后面，眼睛齐齐藏着火光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动。想听他们说话．想知道他们讲什么，祖籍在哪里。因为这是霸上，因为“沛公军霸上，……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我真想和孩子们讨论这些事情，虽然这既愚蠢又矫情。我甚至想向这些六、七岁的孩子询问鸿门宴的情况，因为我第一次来霸上，而他们早居此地了。见他们宛如见证人。如果他们不知，别人亦不知。事实上，只有司马迁一人知晓。 　　初至西安，我感到这里的男人眉目纵横，浑似秦俑，透发深厚的土气。土，在西安给人的印象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深。我喜欢听关中口音的坚定沉实，不屑婉转。虽然晋兄尝云西安美女如云以诱吾，但盘桓数日，仍未见妖艳过人者。可见此处阳气重。然而秦王陵、华清宫的所在，又感到九朝皇都的阴郁氛围。 　　在火光中，我暗忖霸上孩子们的祖先于秦汉的行状时，真为他们自豪了。其先人修阿房宫，或铸铜车马。我转念又气馁了，因为咸阳人亦不是秦人，始皇迁天下72万户填咸阳，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秦始皇的气魄无人可比，建大都市，迁天下之户可也，人多了，城市生焉，无须慢慢滋生。 　　霸上的乡亲静穆和平，他们环立火堆，观赴会作家作歌舞状。在可笑的时候，他们并不笑，心会而已。无喧哗，亦无惊咤，少见而不多怪。来自石家庄的警官女诗人，亦是电视台主持人胡玥讲了一个颇绕口舌的笑话，令人发噱。乡人微笑着，不变沉静。 　　在表演中，有几个孩子在场中阔步往来，穿行如大将。他们不捣乱，眼光视人镇定。不是说世相浮躁吗？霸上的农人并无此之相。我想，这些举止有度的孩子，长大不从军可惜，从军不至将军衔亦可惜。 　　晚会至中场，又有三四岁小男孩从容走至场中央，对着主席台，即晋川主持晚会的桌子及扩音器，慢慢掏出胯下家伙，静待其尿。晋川窘，指使僚属将小孩转移。小孩倔强不从，出怨声，终被缓移阴影处。 　　我浅，虽偶尔思古却无幽情，但折服于霸上之夜这些乡亲的沉实气度，难忘于篝火在孩子们眸中跳闪的光亮。谁说这情境不是我们原初就有过的一种梦想呢？ 　　居大国而啖小吃 　　到过西安并会写一点随笔的游人，几乎都要议论羊肉泡馍什么的。这近于一种流行病，如感冒，有人治愈，又有人新患。 　　我才从西安返回，亦在写羊肉泡馍，自己也觉得好笑，算打个喷嚏。 　　羊肉泡馍是西安乃至西北的小吃。它到底是怎样的呢？有无数前贤写过此物的形状、味道和吃法。这类文字我从来不读因而也不打算写，因为（依我私见）食与性一样，它写不出来，读者也不能从作者的经验中得到它。某年，我精研菜谱数月。此谱除详叙备料与制作程序外，对于味道只简缀一句：香甜（酥脆、麻辣及其它）可口。如此而已。厨师比善游历的随笔家聪明，并不用感受来代替食物本身。至于此物到底何味，吃就明白了。如毛主席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在大西洋沿岸的低洼之国荷兰，也有一则谚语：“若想知道布丁味道，就必须亲口来吃。”异曲而同工，说得都好。 　　那么，对羊肉泡馍就不要说了么？不，要说。不然文章及稿费从何而来呢？大凡去西安的人，并不是都要写羊肉泡馍，此地历史过于悠久厚重，就连唐朝的王昌龄都称“秦时明月汉时关”，到吾辈这里，又目睹了华清池田田莲叶，法门寺佛骨以及捉蒋亭之后，既搓手踟蹰，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倘“独怆然而涕下”呢？又有些方巾气或曰矫情。于是从实际出发，写羊肉泡馍。 　　羊肉泡馍首先好在它是小吃。此吃之中“小”为精髓，如同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道理一样。既要吃出名堂味道，又不吃得旷时旷日甚至怨声载道，只有小吃。饱口福、省钱财、丰民而富国，是小吃的功德所在。 　　小吃这东西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一桌盛馔，百昧陈列，十多个人吃来吃去，而食物多半残留扔掉。这叫什么呢？估计是所谓文化。这文化的繁缛已远比八股更别扭了，萝卜刻成牡丹这类。阿·托尔斯泰曾言，“在血水里洗三遍，在碱水里洗三遍，在清水里洗三遍”（次序恐有误），言人的命运多蹇。但比起吾国烹饪文化简单多了，这不才说九遍吗？一道上好佳肴仍有煎炒之累，如愚公挖山不止。面对这玩意儿，食客只如智臾一样，动了动竹箸而已矣。 　　如今是个欲望的时代。几人到了一起，两分钟内必谈到钱，五分钟和十五分钟之内，则谈到女人与吃。繁荣与腐败的时代莫不如此。我曾阅读过一份国宴的菜单，读后想立刻撕掉，因为怕有钱却无物可吃的阔人们发现。菜单上有上、中、下八珍，及山八珍与海八珍。凡此种种之中，我记得两道菜，鹿唇与鳖裙。这是文化吗？这种珍撰文化太腐朽了。当冯玉祥的大兵手持“汉阳造”把满清皇族赶出紫禁城的时候，就应践灭这种文化。当然，我说的上述国宴已不是现今的国宴，时在许多年以前。报载，目前很少举办一次的国宴，食物丰俭适宜。 　　再回到羊肉泡馍上来。人们知道，羊肉泡馍由食客用手掰馍，较慢，也较闲适。这是参与式的吃法，即食客的动作加入到制作之中，比其它的吃法如糖醋鲤鱼多了一种“过程”的意味，即哲学的意味。手掰，主客对话或浅酌在时间中流逝，不算劳民也未伤财。馍掰的大小与味道直接牵连，而其汤水羊肉的熬练配料都有讲究，这就是名堂，很好。那一日，我与友人晋川、王磊在西安鼓楼边上的一处名胜餐馆吃羊肉泡馍，每人都盯着自己的碗细碎掰馍。我浮躁，说“雇个小姐来掰不行吗？”晋川大笑而已，不屑作答。倘若一切都是现成的，奢华繁复的，乐趣又在哪里呢？只有肚子是登登的。所谓鼹鼠饮河，满腹而已。 　　可见食文化可由两类分界，大吃与小吃。小吃宜不让大吃，无论名堂吃法或营养味道。旧时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有人读“刷羊肉”），羊由张家口以北的内蒙草原赶来，一路减膘，进京后肥瘦合适，味道也合适了。这是说道。西安穆斯林手制的小吃，家家俱有沿袭百年以上的做法，是真正的风味。子曰君子之德风，使草堰伏如也。斯美味也如风，流布年年。 　　西安的小吃馆子，多置古典家具，一般是清末仿明式家具而造。在我看来，羊肉泡馍小店有这么好的古典家具，实在匪夷所思。我在西安公安局附近的“白家水盆羊肉”店里，见到条几，细看是金星紫檀木，极为名贵。在另一家小吃店，见一仿明官帽太师椅，以手摩挲，其温润光滑远非语言所能表达。 　　西安乃十二朝古都，骊山蓊郁，华清水滑，半坡古朴，秦俑雄浑；而饮食方面只留下无数小吃。秦、汉、唐在当时都是大国，我想：小吃生在大国，大国宜于小吃，不知合适也否？ 　　京兆无花开 　　山川多情时，才欲睇视，眼光又要瞟着导游员的三角小旗。在风景区，导游员身量二般都较矮，因而旗举得高。人宜于山色中玄想，在水波前出神，但心思总被导游的小旗牵走了。 　　回到客舍，忆念所观风景古迹，似见而非见，又翻出明信片细睹，上面的照片鲜明僵硬，终觉隔膜。 　　导游员不仅举旗，尚要讲解。出语流利，似背家谱。千古烽烟就在这留声机一样的背诵中，了无痕迹。 　　人生有许多福气，游行饱得是眼福。多高的山，一眼也被看清楚了，跟画报上的一样。张爱玲言：小玩家玩虫鱼麻将，大玩家只玩山水。但如今的山水玩家已退守小气，只是观瞻仰视，坐巴士缆车留连。没有身心并荣的攀援，也就没有了王安石游褒禅山或郦道元游三峡的极乐。 　　既然旅游只是饱眼福，游客看过了还要看。回到城里，看高楼与汽车。我在旅店里看电视，看美发厅小姐给人洗头，看餐厅服务员端菜趋行，看收银台的半老徐娘与客人口角。 　　因为看不到想看的东西，就在木想看的东西里找想看之最。其实在想看的风光中，又有如天书般难懂的景色。骊山巍峨葱郁，暗忖它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此山就应变色。山势狰狞着？也似乎不得体。骊山理应巍峨葱郁，它是自然，我们想看到历史，于是枉然。 　　我在大街上看匆匆的行人，具体说是女人，这是老习惯了。女人似都很忙。西安的女人在装束打扮上静穆朴实，然而美人并不算多，或许没有米脂的多。 　　看过了女人，又回客舍摆明信片，回忆临潼、碑林或大雁塔的情景。忽然想到，怎么没见花开呢？ 　　想了半天才悟，时近中秋，花事停了。 　　服务员小姐进来打扫房间，把我叠的被子拆散重叠，并把被单毛毯之类着力折腾卷掖。我说：“不用了。”她说：“不行。”午睡时掀开被子，则辜负了小姐的辛苦。盖因此间是一家星级宾馆，凡事都按“手册”上来办。 　　我说：“咱俩聊会儿天吧。”她说，“你说吧，”仍劳动不止。我真没什么话可说，陌生男女间倘不是调情，就无可搭讪了。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说，工资物价，以及客人偷床单她要赔多少钱，严峻的经济问题。我赞助唱和，她挣钱太少，客人偷床单委实缺德。小姐激昂了，直起腰又说了一些，也是经济问题。 　　小姐打扫毕，掩门走了。屋内干净枯燥，房顶过低，窗幔繁复厚重。茶几的白瓷烟碟上放一盒火柴，上面是唐代马球壁面。 　　窗外的天气阴郁，层云叠阵如九重天。西安的天常常如此，也许十二朝古都的王气未收吧。 　　又想，刚才那位小姐长得什么样子呢？ 　　水晶风铃 　　那回，我钻入礼品店赏玩，背着手假装选东西。突然，头触一物，清脆之间攒簇而发，叮叮当当悦着耳朵，啥玩意儿？乃是风铃。我连忙扶住这一串花瓣似的玻璃盅，目视服务小姐示歉。小姐也背着手，莞尔一笑，表示鼓励。她款步至前，手拨各类风铃，包括长短铝管的风铃。哇（请允许我也“哇”一下），好听啊！无数小天使琴瑟齐鸣也不过如此。没有旋律但比一支歌还好听。这就是无调性音乐，我原来并不明白勋伯格放弃了三和弦搞出十二育体系是怎么回事，就这。 　　我考虑买点吧，问小姐买几个配套？曰：几个都行，一般买一个。我买了一个蓝色管状风铃，造型差些，乐音较好。一路上，我骑车提此物穿闹市，路人纷纷回头，以为天使来了。 　　回家，佯称送给小女礼物。她雀跃，我将风铃悬于窗前。我们父女俩坐下等风采吹它。 也不来风呀？ 我焦躁地观察窗外，不时以手拨发声。小女鲍尔金娜说，“咱们再买个电扇吹它。看它响不响。” 　　我沉吟少顷，说，“行倒是行，不过电扇太贵，也容易把别人笑话。它响不响听老天爷的吧。” 　　这事搁下了。风铃时响，时不响。后来我发觉自己并不适应这家伙，响了往往吓你一跳。因为风之一物，比较贼，说不上什么时候进屋，风铃就像狗一样叫唤上了，表示有风。风随处而来，随处而去，用铃声暗示了一种存在。 　　读书时，风铃音起，人在振作之余又难免困惑，怎么了？实际没怎么，风至铃响而已。人还是要征忡一下。 　　我知道自己内心不静。风铃乃雅音，清远细碎，尚不见容于我。可见我心性浊重， 因而作文免不除“火气” 和“造作气”。当我想克服“造作气”时，又变成“克服造作的造作气”了。一句话，并非天成。 　　风铃大约属于“风籁”，不知其所始所终的乐语，疾徐高低自然穿插，无序而有序了，亦为文章境界。 　　我想，当我闻风铃而不诧异之时，文字会有所进步。其实世间百事都无须诧异，看你是否有一个吞吐自在的襟怀。 　　在祖籍，蒙古人宰羊将肉割成条束在窗前风干，他们没冰箱。一条条的肉由鲜红而暗紫，可作孔夫子向学生收取的“束脩”。我的窗前没有肉干或汉人挂的红辣椒与玉米棒子，只有风铃一串。 　　在它的响声中，我期望自己的身心得以稳持，淡泊而坚定，像黑陶一样质朴久远。那时候，我就买一串水晶风铃悬于窗前，琳琅于满目，玲珑于盈耳。 　　雅歌六章 　　一 　　山坡上，有一棵孤独的高粱，它的身边什么也没有，山坡的后面是几团秋云。高粱脚下的芟迹证明，伙伴们被农人割下，用牲口运走了。 　　那么，农人你为什么留下这一棵高粱？这是善良抑或是残酷，说不清。 　　高粱很高，兀自站在秋天的田野，样子也高傲。它的叶子像折纸一样自半腰垂下来，又如披挂罗带的古人。叶子在风中哗哗商量不定。我想它可能是一位高粱王。 　　山坡下面是一条公路，班车不时开过。这是高粱常常能看到的景物。看这样的景物有什么用呢？对高粱来说，此刻它最喜欢躺在场院里了。 　　观看一棵孤独的高粱，能真切地看出高粱的模样。我站在它身旁，拉着它腰间的叶子握了握，想到它的主人，那个割地的农人。 　　我手握着这棵高粱向山下看，如同执红缨枪的士兵。撒开的时候，心情有一种异样，怕它跌倒，但它仍站立着，很奇怪。 　　我连连回头，下山了。 　　几年后的一日，下午闲坐，忽然想起这棵高粱。急欲买车票去看它，并为此焦躁。像这样一件奇异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才想起来呢？那一年的冬天，北风或飘雪的日子，高粱不知怎么样了，这确实是一种后话。 　　我想，我若是一个有钱的雕塑家，就在路旁买下一块地，什么也不种，只雕塑一棵兀立的高粱。不久，就会有许多人来观看。 　　二 　　我希望有机会表达一个愿望，然而这愿望很快被忘记了。今天的路上，我想起了它，并因此高兴。 　　赞美公鸡。 　　我很久没有见过鸡了，城里不许养鸡，菜市场一排排倒悬的白条鸡，不是我想看的那种。 　　古人愿意为世间万物诠释，即哲学所谓“概括”，并找出它们与人之间的联系。他们说，鸡有四德：守信，清晨报晓；斗勇，铩羽相拼；友爱，保护同类；华饰，通体漂亮。 　　我妻子属鸡，在本命年时，我把“鸡之四德”抄下送她。她除了“斗勇”一条之外，其它“三德”兼备，加上家政勤勉，也凑成“四德”。 　　我猜想“四德”的撰者在赞美公鸡而非母鸡。那么我再为它添上“一德”：好色，妻妾成群。 　　我原来漠然于公鸡的存在。小时候，尤戒惧于邻家篱笆上以一只瞎眼脾睨我的公鸡，它常不期然扑来啄我。 　　后来我暗暗佩服上了公鸡。 　　公鸡永远高昂着头，即使在人的面前也如此。脸庞醉红，戴着鲜艳的冠子，一副王侯之相。它在观察时极郑重，颈子一顿一挫，也是大人物作派。公鸡走路是真正的开步走，像舞台上的京剧演员，抬腿、落下，一板一眼，仿佛在检阅什么。当四野无物时，公鸡也这么郑重，此为慎独。 　　说到公鸡羽毛的漂亮，更为人所共知。“流光溢彩”这个成语可为其写照。尤其是尾羽，高高耸起又曼妙垂下，在阳光下，色彩交织，不啻一幅激光防伪商标，证明是一只真公鸡。 　　公鸡身边环绕四五只母鸡乃寻常事。它只要雄赳赳走来，自然降服了母鸡的芳心。用不着像男人那样低三下四地求爱，还不一定成功。 　　当然公鸡也有缺点，鸡无完鸡。做爱前，它将头垂在地面，张着双翅，爪子细碎踏动，喉咙里杂音吞咽。我不忍睹，肉麻。 　　前年我去新宾，见到了一只美丽的大公鸡。新宾是努尔哈赤的故乡，风情迎异别处，大气苍茫。那里，山势龙形疾走，山下河水盘绕而过，水质清且浅兮。人们的相貌多具满洲人的特点：宽脸盘，红润健康。 　　我在集市上发现了一只大公鸡，漂亮极了，体形也大于同类，羽毛霞映。我真想买下来，但不知怎样处理。我身担公干，而且涉及警务，不宜抱着这样一只美丽的公鸡拜谒长官，回到家里也不易抚养。 　　这公鸡无惧色地看着我，颔下的红肉坠一颤一颤。高贵呀，同志们！这是一只高贵的公鸡。 　　估计此鸡早已入镬。主人远它而去，不是嫉妒其贵族气质，而在于它不下蛋。人类对于鸡类的逻辑是重女轻男。 　　三 　　我喜欢这样的句子：“四个四重奏”。 　　我希望在交织与错落中完成一种美。 　　比如，我愿意有一幅与喜鹊们合影的照片。在我看来，光是一个“鹊”字就比“雀”字高级，如同“雁”比“燕”辽远一样。 　　在这样的情境中，我希望用“合成”来表达这种需要。不仅与喜鹊们合影，又同它们“合成”一种意蕴。 　　在月台上，我等待一位久久未归的友人时，希望身旁有两只喜鹊。它们站在我脚下，或在离我不远的树上都行，构成同一画面。为了热肠的感觉，我膝下要有一只黄狗，它的嘴与眼俱黑，蹲在暮色的月台上。 　　就这样，我渴慕喜鹊。 　　曹孟德苍凉吟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好，但我对用“乌”来状鹊有些不满。 　　我喜欢过比亚兹莱黑白画的装饰味道。此刻知道，喜鹊才是高超的黑白版画。 　　在克什克腾，目睹喜鹊在枝上落下，无疑属于吉兆，喜鹊的尾巴像燕尾服一样，在枝上翘了几翘，优雅。 　　美丽的喜鹊，版画的喜鹊，我们来合一个影吧！我已厌倦了人与人之间站立一排、咧着大嘴的合影。 　　四 　　西班牙音乐中的响板。 　　安德捷斯用吉它弹的《悲伤的西班牙》，旋律深情婉转，旋律线下行并顿挫： 　　“33 32117 101ll 17165 601 　　拉丁风格往往戛然而止，女人骤展裙裾，男子转腰亮相。令人想起他们对于古罗马雕塑的景仰。 　　在这首曲子中，两段之间的过渡是一串响板，嗒啦啦嗒。最后的一个“嗒”音，如静夜醒极，似画龙点睛，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 　　嗒哒啦嗒，旋律再次演奏。 　　我反复听这首曲子，是为了与这一声响板遭逢。佛家所谓“醒板”，是为了使人开悟。我悟了，嗒哒啦嗒。 　　五 　　三相是我朋友，他是北京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后来蛰居小城。 　　三相漂亮，脸膛白里透着浅红，黄而略灰的瞳孔散发着俄罗斯式的热情与豪放。当然，他是北京人。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过。交情却不深。后来他喜欢上我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他很纯洁，而我孤独。一般地说，人们不喜欢我。 　　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三相是聋人。他小时候，常用弹弓射击燕子。他奶奶告诫过他，不能打燕子，不然有灾。但三相还是把屋檐下的燕子打下来了。 　　“这是母燕子。”他对我说。母燕的遗骸在手上微温，羽毛的黑色里闪着异样的绿宝石般的光彩。 　　后来他聋了，说是游泳时耳朵进了水。这病连他爷爷都没给治好。 　　三相聋了之后，很少跟别人交流，因而他奇迹般地保留了北京口音。在我们那里，说普通话是受人讥笑的事情。然而，三相耳朵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依然满口京腔。 　　三相因为聋了，依然保持着儿时的语言系统，他不会骂人，因为他没听过骂人的话。我们说“果家”，他说“国家”；我们说“三卯”，他说“三毛”。我们很佩服他。 　　在冬天，我和妻子迎他进门，他从颈上绕着摘下紫红的围巾，那双黄而略灰的眼睛炯炯闪烁，讲述他关心的事情。 　　三相跑得极快。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他听不到发令枪声，看到别人跑出去之后再跃出，往往跑到第二名。 　　我搬家的时候，好多家俱都处理了，但我没舍得那个书橱，这是三相打的。长大后，三相是一个木匠，我在大雨天推回这个书橱。它至今仍在我的房子里，成了女儿的书橱。 　　我希望三相到来，说一口北京话，眼睛炯炯有神。但是，到哪里去找他呢？ 　　三相姓张，其兄为大相与二相。他姐二朵，是我姐塔娜的朋友。他小弟四相，堂弟五相。 　　六 　　我居所邻近有一所小学。 　　每天上午九点半或下午三点，孩子们从教室拥出游戏，我的耳边便灌满欢呼。 　　在这片欢愉的声浪里，许多声音汇在一起而变为“啊”的潮音，偶尔有一两声尖叫，也是由于喜悦而引起的。 　　孩子们必在校园里奔跑环绕，他们不吝惜使自己的声音放肆而出，感染着街市，感染着像我这样坐在屋里的人。 　　苇岸在哪里向我们微笑？ 　　6月16日， 我躺在邮电医院的病床上，听妻子读一篇怀念苇岸的文章。我的左眼做了一个小手术，双眼蒙了3 天。眼睛在纱布里无论闭着或睁开，都是无边的黑暗。人们只习惯夜里的黑暗，也就是说，造物主总要在黑暗之后还给你光明。而持续的黑暗，譬如72小时的黑暗会引起恐慌，这是最重要的信息源——视觉中止工作后，大脑所引起的混乱。 　　妻子在读报的时候，我感觉她是用声音把一个人从文章里挖出来，或者说是写文章的人突然向我们大声说话，不可思议，这和阅读有很大的不同。 　　这篇林莽所写的文章说了苇岸的善良与清净。这我都知道。就在这篇文章的朗读的声音里，脑海里突然加入冯秋子在电话里的声音：“苇岸临终的话，是他妹妹记录下来的。他说，我恐怕刚活到寿命的一半，我刚刚掌握表达题材的方法，……”冯秋子的声音一如往日的诚恳，又迫急，如在掩饰着难过。 　　妻子读道：“……亲友们把苇岸的骨灰掺入花瓣，洒在他所深情描写过的故乡——昌平北小营村的麦田……” 　　麦田？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说：“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秀。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子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静之说：那些麦子等待倒下／像一些遥远的朋友／走过来倒进怀里这一部分不用不同字体《割麦人》他说：阳光的神辇下／庄稼是最结实的道路／你的头颅在麦子之上／毛发和麦芒一起摇摆《庄稼》），风吹麦田，麦田摇荡，麦浪把幸福送到外面的村庄。到了六月，农民抢在雷雨之前，把麦田搬走。” 　　妻子读：“……大地和河流里。” 　　“你说什么？”我惊异于我的这位朋友的归宿，由我妻子告诉我，仿佛她已经看到了，用一种清亮的、近乎朗读的声音说出来。 　　妻子又读了一遍：“……洒在……北小营……麦田……河流”。 　　那些轻轻一碰就碎的、银灰色的矿物质，和花瓣一起，由亲友们的手抓起来，在风中撒开，纷落在北小营村的大地里。这里是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的外缘。苇岸在小的时候，常于黄昏痴想太阳落在了山里的什么地方。 　　而苇岸仍然笑着，他的笑有些沉吟的意思，有些抱歉的意思。他说话前的口头禅是“就是说”，然后说下面的话。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在翻译出版公司门前，黄面的在北太平桥大街上驶来驶去，一些北京人隔着马路高声应答。苇岸穿一件茶色翻领短呢衣，个子很高，说完话，还笑着，是一个谦和而矜持的人。而他的笑容在宁静里带着坚定，或许也可以说执拗。 　　“原野，就是说……”他仿佛边说边想，垂下了眼帘。 　　在我思绪的天幕上，苇岸的笑容浮现在他的撒骨灰的亲友们的上方，仿佛在观察他们怎样撒，撒在哪些地方，他常常是挑剔的。然后转脸说： 　　“就是说……” 　　我的左眼一阵辣疼，当含盐的泪水爬过眼球的创面时自然会疼。妻子停止诵读，取一块纱布为我擦。说，“泪里还有血呢，别念了。” 　　我摇摇头，其实这和文章无关。 　　有些人死了之后，我回忆，是他安详合眼的情形。像列宁同志那样。而他生前的表情声音举止全消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人的确是死了。而有的人，比如苇岸，你想不出他阖目而逝的样子，在记忆中，是他的笑和话语。因此苇岸也不相信自己会死去。 　　勃洛克说“我们中间许多人，那些年轻的、自由的、英俊的，都由于没有爱而死去／啊，在你辽阔的大地上，给我们荫蔽吧！”（《秋天的意愿》）没有爱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得到爱，如同早夭的诗人雪莱、叶赛宁、荷尔德林、坡，以及海子和骆一禾。苇岸是个爱的诗人，他的内心如同他脸上流露的柔和笑容。他说“我希望我是一个心里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到谁，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这如同惠特曼说过的：“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苇岸热爱土地、庄稼和天空，推崇谦卑精神和干净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人对人的态度不见得能完整透露人的天性， 而对自然的态度， 却在展示人心深处的悲悯。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写道：“麻雀在地面上的时间比树上的时间多。它们只是在吃足食物后，才飞到树上。它们将短硬的喙像北方农妇在缸沿砺刀那样，在枝上反复擦试。麻雀蹲在枝上啼鸣，如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麻雀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它们的蹦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而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 　　显见，这是一个心地纯净的北方诗人所流露的对生活的深爱，这种爱与朴素都是当今一些写家最需要然而最缺少的。 　　“……两只麻雀蹲在辉煌的阳光里，一付丰衣足食的样子。它们眯着眼睛，脑袋转来转去，毫无顾忌。它们时而啼叫几声，声音朴实而亲切。它们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在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 　　“挡上窗帘吧。”我告诉妻子。人的眼睛遮蔽24小时之后，会畏惧光。从纱布与墨镜后面逼来的红光使眼球发酸。就是说，苇岸因病去世一个月了。年初，我在辽宁文学院讲课时曾说，在2020年左右，在中国应该出现的文学大师当中，包括苇岸，如果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始终在文体和诗意上努力，始终怀有对大地的饱满的爱。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人成长的所有因素有时会归结到另一个因素上，即健康。苇岸一直瘦弱，我对他的素食，在尊重之余曾有隐忧。他痛恨暴虐、欺诈、贪婪和安逸。但他是个容易被欺负的人，也是不通顺变的人。或许还由于固执自己的信念而变得孤愤。然而这些都没有使他放弃用辽远的目光和朴素的爱日夜倾听大地心脏的声音。当他把清澈的思想如根须一样延伸到土地深处的时候，一切却突然静止，像里尔克所言：“我所歌唱的一切都已变得富足，惟有我自己遭到它的遗弃”。 　　这一切委实不是我们所能洞悉的。 　　我觉得，被撒在昌平北小营村的苇岸的骨灰，一些已经被生长到麦子的身体里面，另一些被河水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对此，朋友们要说什么呢？我在黑暗中想了好久，那是叶赛宁的一句诗“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苇岸最喜欢这句话，他如果知道，会浮出没有矫饰的微笑。 　　苇岸（1960．1．7—1999．5．16），著有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 　　琐屑是一地面包渣子 　　告人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有人说，倘把人一天的行为用摄像机拍下来播放，就发现无论多么精明的人，其行为包含大量没有用处的动作。说这种动作“没用”，不是说对世界革命没用，而是对什么都没用。但当事人却离不开。 　　人们回望这些东西，会觉出某种愚蠢，也体味到某种超然。当我们看到那些低头吃草的马儿，忽然抖颈连带一串响鼻的时候，就说不好这究竟是愚蠢还是超然。它可以不抖颈埋首吃草。 　　超然是反功利的姿态，愚蠢显然也背离了功利。在文人眼里超然的陶渊明可能会被商人视为愚蠢，但愚蠢与超然终究还有区别。如果有人像癫痫患者口吐白沫似地弄出许多大同小异的诗，又宣布去夺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超然，只剩下愚蠢。 　　人的某些无用的行为、感觉、情绪和习惯，不论是否超然或愚蠢，有一点注定了，那就是琐屑。由于琐屑，就成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玩意。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吃饭时喜欢手揭啤酒瓶上的商标，这个习惯对马勒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无助于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也未让他倒什么霉。在一次宴会上，他的朋友出于恶作剧，揭掉了啤酒瓶上所有的商标，马勒因此痛苦得要命，这痛苦竟很真诚。 　　马勒这个习惯也“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想对别人说，即不可告人。不可告人的理由不在于涉及国家机密，还出于某些说不出来的理由。琐屑、愚蠢，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呢？ 　　下面我试图说几件这样的事情，或许事情并不是这样。 　　恨在一点 　　并不是暗示自己善良，我的确是没有多少仇恨的人。即使是仇家，我对其情感更接近于瞧不起，也就是轻蔑。在我的敌人遭到灾难或是挫折时，在轻蔑中又多了一些怜悯，但仍瞧不起。 　　我知道仇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东西，是需要使用全身心大气力去“憎”的情感。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全身心为之，包括恨。我想这里面也许有其它原因。自小开始，有许多“恨”是政府号召并应该加入进去的事，如“美国佬交出巴拿马运河”，不然中国人民就“恨”。集会游行和喊口号都在昭彰此“恨”。我爸穿一身灰色料子服游行，给我也做了一个三角形纸旗，当时我穿黑灯心绒小褂，从颈到脐有四枚白莲花似的塑料扣子。别人在街上怒吼口号，我却感到一种快乐。 　　从那时起，我的爱与恨开始反错。后来反对美帝侵越，反对中央另外一个司令部，等等皆如此。在一种充满恨的政治氛围中，人的“恨腺”反而退化了。“爱腺”似乎也没有因此发达。 　　在日常生活中，“恨”往往与“嫉妒”有关，如俗谚“恨别人不穷，恨自己不富”。嫉妒这东西，常导致迷乱，迷乱的结果是奋起直追等等，也花气力，于我这样的懒人不宜。我不嫉妒，这并非表白自己高洁。我不高洁，然而木然。这种木然含有宿命的味道。别人说自己财产是两万或两百万元，我均木然，不知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另外，区别两万与两百万对其拥有者的影响，需要使劲去想，衣食住行等方面，太费脑子。一个当过八路的老人对我讲：当年他挎着盒子跑到山村发动土改，乡亲们却谁也不“改”。他找一位最穷的农人启发：“同样是人地主鸡鸭鱼肉，你吃糠咽菜，这是为什么？”农人不满地白了八路一眼，以为这话太蠢，说“命不一样呗”。在这里我不想做政治学的诠释，地主当时确乎应该被打倒，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但我的心迹却接近于那个最穷的农人，认可了命，就免去了许多徒劳心思。在新富林立的今天，我尤其不做这种比较，即：某人这么蠢却赚了这么多的钱。钱流入蠢人的腰包难道不对吗？钱对主人原本就没有选择。富兰克林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对人最大的关爱，是给他以财富”，用美国人的宗教情绪来孵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不赚钱即罪恶，没有钱是对上帝的背叛。但这句话引不起我的恐惧，也煽不动我的嫉妒。上帝不是银行家，也不是富兰克林他二大爷。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富兰克林的表哥，因而我没反应。有钱很好，但不用扯太远。“命和命不一样”。 　　我还是有一些恨，一些琐屑不可告人的小恨。 　　譬如我恨不把钢笔水瓶盖拧紧的人。我见到钢笔水瓶，几乎神经质地想把它的盖拧紧。一次，我被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召见。他边说话边处理公务，掏笔签字、无颜色、拧开钢笔水瓶盖灌水，然而没拧盖。完了，我的思维被吸引到这件事上面；他说的一切话全不入耳。 　　我想提醒他拧紧瓶盖，这不合适，太狂妄又太愚蠢。 　　我想起身（在这间大房子里，沙发距领导办公桌较远）走过去，拧紧这个盖。但这也不行。像驴唇不对马嘴的溜须，又像神经病。我该走了。出房门时，最后一眼看那个钢笔水瓶。我知道这不对，凡事只要“惦着”就难免为之累。他的钢笔水瓶与我何干？洒了一桌子钢笔水与我又何干？我认真以为此事正与我息息相关。为了心境好起来，我回到办公室，把所有钢笔水瓶的盖子统统拧紧，使我沮丧的在于，它们原本都是紧的。 　　我拖着沉重的腿，到其他办公室，终于把一个松盖的钢笔水瓶拧紧，太好了！我把它拧松又紧了一遍。 　　与茶邂逅 　　饮茶。我是蒙元后人，深不通茶道。 　　蒙古人所饮奶茶中掺进牛乳与盐，使茶之神品早已魂飞魄散了。我家乡喝的红茶，宛如坐在东北火炕上叼大烟袋、手脚粗大的村姑。此茶已不清，也就没有貌似无味之中的味。反过来说，吾乡的窗外也不是空濛的太湖，而是白沙朔云与骆驼的臊味，柳条在炉膛里燃烧毕剥。我大哥不时抬脚把进屋的狗踢出去，嫂子站在漆黑的锅台旁，将手背反剪搽蛤蜊油。在这里怎么能喝出龙井的味道呢？再说水也不行。 　　我从前年开始喝绿茶，虽然沈阳的水也不行。 　　喝茶的时候，我找来一些碑帖来读。我想象自己穿一身白府绸带蒜襻疙瘩的大褂，伸手时将胳膊举起来，腕子晃两晃，令袖子缩回。端碗，用盖把茶末拂一拂，呷一小口，似无动作但喉结已如活塞串滚。这就是品茶，而不是渴汉牛饮，我亦如乡绅或霍元甲了，至少如毛泽东所称之“劣绅”与“土豪”。 　　当然这都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须剥掉。”这也是毛泽东或者是鲁迅说过的话，尽管饮茶的伪装并不需要认真去剥。 　　但我还是喝了许多好茶，杭州朋友朱思恩乃警官，有华章示世，又具社交神通。蒙赠雨前妙品一袋，老友赵健雄也居杭州，寄来高档茉莉花茶三大盒。花茶固然属小家碧玉，尽管好花茶亦取茶中精华，但对只尝真味的南人来说，此茶用茉莉一熏，难免暴殄天物了。 但天物暴殄之后却宜于北方人。 北人饮花茶称“香”。茶如果“香”了成了什么东西呢？它比香水还香吗？（沏香水喝得了呗）请不要抬杠。抬杠，是我在“文革”中期染下的恶习之一。赵健雄，陇西天水人，在上海长二十岁，去内蒙呆二十年，其诗被选为北欧某大学的教材。赵喜欢边走路边哼唱（抑或是吟唱）歌子，脚步极有弹性，那么他寄来的茶，由我分送给两个无趣的人。其中一人没饮，因为他突然向我要这茶的包装盒。汉语中形容香气有一个词——让我想一下——对，叫馥。明浅的茶汁一漾一漾，浮起微粒雾烟如舞，很馥啊！馥兮馥兮来一碗。在朋友高勇家饮茶，其居小，大约只能装下两个帕瓦罗蒂。他家除了床尚大以外，其余皆向小型发展，电视机九英寸。高勇貌似日本美术家，厚道。他一笑，必光微仰面，闭眼，笑态美极，然而无声。他把已经喝了半袋的绿茶又赠我一半，价贵，一片叶子就能买一斤小米。我屏息饮啜此茶，“初极狭，才通人”，刚领略一二，茶罄矣，白云千载空悠悠。后来我只好喝花茶，一片香气之内，任你左右分拨人群，找不到佳人所在。不久，川女胡小雪又赠上好蜀茶一盒（含三小盒），我又开始追随巴山神韵，细雨过剑门。小雪者，小巧玲珑，似弱花蒲柳，心里坚韧。她文笔光昌流丽，亦有些局促。她嗜书，喜踽踽独行，欲与高远人心领神会。她居塞北小城，似大窒滞。吾友方竹称“赤峰，可居而不可留”。正是，苏家子由、叶圣陶等人皆去赤峰一游，康熙亦如此，然而未留。或许小雪不久南归了。今年十月，惊闻友人张英老母病重，去询问。张英大孝子，说话沉郁顿挫，言及母病，竟语无伦次，将烟点燃，捻灭，又四处找火柴，心中一片茫然。张英文人有武胆，这种汉子今已少见，身高腿长，一左一右透露侠风。临走，张送我龙井一袋。我喝，早上或者晚上。茶好，觉得有所辜负，去八一公园买茶具。宜兴紫砂龟形壶一只，盘一，茶盅四。然卖茶具老汉性诈，谈好二十四元，见我露欣羡色，陡翻价，吾拂袖悻悻然。 　　那一日，干了些体力活，焦躁，端茶送人嘴里。耶？吾大惊，这茶里竟有一股异香，不曾有过的。我走出几步后，又回来喝了一口，还是那股香味。它不醒，也不是芬，那独一无二原本说不出的香味。 　　此事如禅，不期而至的香味是悟。但有趣处在于，悟的根基不是修炼与知识，而是邂逅。同样的茶，喝了很长时间后，其香忽出，倏而不见了，似仙人行踪。我本应惊讶，但惊讶乃愚人所为。万事无不有因，天下哪有什么事情需要惊讶？我宜如老僧，感知浮世是一段缘分，双手合十，默默而退也罢。 　　这茶我每日如饮，眼前又有一盏，然而此香不肯再现矣。美好之事的沓然，虽然令人顾怜，但无法也不必挽留。唇齿间香气宛在，尽管记忆香气是困难的事情。记住了或忘记，都直随缘。也许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会突然冒出一句： 　　“与条中某香邂逅，现今音讯皆无了。” 　　你要接受别人眼里的疑惑，然后不再提此事。 　　静以养心 　　只有把窗外景物看上千百遍，并不断发现新意的人，才算得上悠闲。大都市人，为百端俗务缠身的人，能得悠闲是大福分。别人忙着赚钱，你在家中高卧读书，已算悠闲。然而书也不读，只看窗外，更是悠闲。 　　董桥说：中年人身体太忙，精子太闲。说红尘中人连做爱的时间都失去了。此闲算不得悠闲。 　　古贤称：动以养身，静以养心。动，不是到官场开会或推销产品，而如太极拳与五禽戏，所养者，筋骨皮而已。人之精魄气行周天，荣养在血液脏腑，“动”不出来。孟子之“吾养吾浩然之气”，为后世人倾心，但老孟没讲要领。要领静也。静乃大难事，万籁俱寂不一定静，因为你心里杂念丛生。昔人在林中是一布条，坐在前面听微风拂来之声。一旦满耳充盈猎猎响声，再往前坐。复趋前，就听布条在风中如何灌满耳廓。练的不是耳朵，而是静。静不在外界，而存内心。谁能在沉夜之中听到不绝如缕的山海声、兵马声。哭怨哀告声、狎昵声、弹冠相庆声、星星呼吸声？伯恩斯坦在纽约大都会剧院指挥德彪西的曲子，突然指出某小提琴拉错了一个A调的高音“2”，乐队一千人，这种耳音灵绝人寰，所恃者，心静如水。那个拉错的A调的高音“2”，如枯叶落在无一丝涟漪的心海上，当然听得出来。 　　人说“大隐隐于市”，是因为在深山古刹中找不到静寂。心静者周旋于城市浊流依然眉宇清朗。心静者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毫无矫饰地微笑，会幽默，会把窗帘的图案想象成一幅壁画，会捕捉人的眼风，会拒绝，会听闲言如风过耳。心静者什么也不思想，把津液节节咽下。 　　不养心，身如朽木。“养心”之说启始于明代，又有“心学”一派。时近形势已似晚明，人心浮动如草。养与不养都在各自的命了。 　　遍看窗外风景。虽然不是西湖的水色天光，每天每看一遍，一股静气渐渐烧身。 　　葱与洗澡的女人 　　北方秋季晾葱，供一冬食用。葱茎高而粗的较好，当然要实成。人们晾葱，蒸发水气，三五个聚成一束，将叶手挽成一个结。结也如髻，吾乡叫抓髻，是老妇人脑后的疙瘩鬏。葱们一束一束列于檐下。 　　我想起刚洗完澡的女人。她们在腋间挟着塑料脸盆，里面有拖鞋洗发膏等，脸面红润光洁，头发在额上挽一个髻，如秋天的葱。 　　葱与女人还有某些联系，这种联系是文人造的。十指如葱，是夸赞女人的一双美手。葱白使人想起大姑娘的胳膊，光洁与凝脂感，水分盎然。当然非洲大姑娘的胳膊并不是这样子。 　　每日一偈 　　昨夜找一本书，某法师写的《每日一偈》。没有月光，因为老婆睡觉而不敢开灯。 　　需要找手电筒。 　　需要点燃火柴找手电筒。擦亮几根火柴，大约是王愿坚说的“七根火柴”。其光除了让眼前亮了一下外，什么也找不到。我心里惦着，怕烧坠的火柴头掉在地毯上，就有些焦虑。火柴亮过后，复归于黑的夜色，眼前是两团白蒙蒙的翳斑。接着“喳、喳”切火柴。 　　突然，一个燃弯了腰的火柴头，带着红焰，落在我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的可以叫作“蹼”的地方一灼，我惊痛，因为老婆睡觉而不直喊叫，退回厨房边痛边观“蹼”。 　　此处原来极细嫩，少女皮肤也不过如此。痛得有理。 　　我坐着，痛感减缓后，竟忘记了自己想要做什么。 　　一行字 　　去年有一场雪很大，虽然扫过了，路面还是结了冰。结冰的路面是黑色的，那是一种极薄然而不容易被冬阳晒化的冰。 　　我每天上班都从公安厅的大门前路过，一次发现门口滞留的冰上，凿有一行字： 　　“爱一个人是很难的事情”。 　　我以为看到了奇迹。公安厅机关大门昼夜都有武警战士站岗，谁能凿上如此浪漫的留言呢？ 　　另外在公安厅的门口谈到“爱”，与它的威严相比，也是有趣的事情。 　　这一行字每个约有香瓜那么大，即与南国的柚子仿佛。我疑心这是寂寞的站岗小兵在深夜中细心刻划的。 　　同时又想到，此事说出来就如谎言一般难以置信：虽然事情的确如此。 　　女人足音 　　有时我会在半夜醒来，“半”是夜还没有完全逝去的时候，理应睡觉，但醒来就只好醒着。这时没有事做，耳朵便成了最积极的工具。 　　我听到窗外的马路上传来女人的足音。脚步原来是不分雌雄的，但我不必起身张望，亦知此乃女人夜行。因为高跟儿鞋在水泥路上“啪啪”地走。 　　于是我浮想，正派与不正派的男人此时都易浮想。想这个女人半夜干什么去呢？想她不害怕吗？怕谁？自然是怕别的男人。高跟儿鞋渐行渐远。 　　人在睡觉时，耳朵为什么听不大清声音呢？这个问题有些恼人，不如睡去。 　　猫忆 　　猫，走起道来那种姿态是袅袅婷婷的。它在心情愉快的时刻，直立如旗杆似的尾巴会妙曼地扭上几扭。套用鲁迅的话，“实在标致极了”。 　　只有猫的眼睛可以称作“炯炯有神”。我很想有一双猫的眼睛，即使黄澄澄或一黄一篮，即使瞳孔在正午变成一根竖线，也值得。 　　猫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尾巴会像薄棒一样炸煞起来，毛茸茸的可观。然而只有猫崽子才容易受惊吓，它们不通世故，常常把尾巴搞成松鼠的样子。 　　猫们吃惊时，会横着走路。它只有四条腿，而不是螃蟹的八足，因此走起来别扭，一副欲罢不能的状态。比足球人盘球还好看。 　　猫一焦躁，尾巴就不断拍打炕席。如果它当时在红砖铺的地上，就用尾巴拍地。 　　我们家在养猫的年月里， 炕上铺一块蓝塑料布。 我常把手伸在塑料布底下，“簌簌”地移动，猫警觉地用爪子捕捉，它假装捉到了一个耗子。 　　猫从寒夜归来，钻入你的被窝时，身上有一股味道。不算好闻，也不算太难闻。它进了被窝会以呼噜表示感谢。 　　我们家的大猫名字就叫“大猫”，在它生了许多小猫之后，名字改作“大妈”。但这不是它自己改的，而在我们。 　　“大妈”的孩子分别有花花、黑子、蔑吉嘎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现今它们早已离开了人世。 　　其他及其它 　　其它就是比琐屑更为琐屑的其它事情，不容易记忆得清楚。男人耽念于琐屑，不是小气便属于精微，但只有像川端康成写人或齐白石画虾才算得上精微，其余大约都属小气。有一个人不快乐，作家赵健雄告诉他：你的生活缺少琐屑的事情。这人由于缺少琐屑，竟也丧失了生活的乐趣。琐屑有些时候构成乐趣。譬如下棋时一点一点吃掉对方的棋子，但壮夫不为，因为不具备贺龙执两把菜刀砍杀的恢宏。 　　琐屑是一地面包渣子，拣起来放火嘴里嚼嚼是无味的一件事。但什么事情雅致深情呢？所谓回忆，包括回忆激动人心的场面，大约也是由琐屑串连成的。 　　俯察一只蚂蚁搬运面包渣子的情景，觉得它伟大，觉得它可怜，觉得它在一个体积巨大的人的俯察之下，敢于隆重地搬运面包渣子，又有些可笑。也就在不经意的抬眼之间，扛着面包渣子的蚂蚁已经无踪了，而人正是在思想中空度了光阴。 　　回忆一个人也是这样，你所能说出的，必是一些沉淀物。端起一只透明的茶杯，看林底的沉淀物舒展浮游，令人无奈。一个人的精神是糖，是溶化在水里说不出来的，它透明，但喝得出来。 　　琐屑只是一地面包渣子，由我这样的人把它一点一点拣起来，放在心掌里搓捻。 　　画家与性 　　我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因而在与画家朋友交往的时候，问过一个也许令他们感到难堪的问题： 　　“当你面对女模特儿的时候，是否会心猿意马？” 　　我的问题是，作为艺术家，有多大程度上皈依艺术又有多大程度依附于情欲？ 　　这种提问自然属于比较庸俗的一类，也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范畴，但总存在着问的理由。 　　然而我并没有说，画女人体便是上帝对于画家的道德检测。 　　画家朋友皱着眉头说：“画人体是我们难得的机会，顾不得想别的了。” 　　这话里含着一半的诚实。 　　对操油画的艺术家来说，世间万物不外色彩和造型，如同作曲家看人生仅由旋律与节奏组成。画家眼里的透视、解剖、光和色这些永远探索不尽的神奇，全可在人体特别是女人体中显示出来。那么，画家以女人体为对象的素描乃至油画创作，是进逼于大师的大道。这里说的不是无可非议，而是非此不能。因而军阀孙传芳叱责刘海粟画人体是教化沦丧，成了笑柄。而“文革”将一切旧习革去之后，毛泽东仍然发话说画模特儿符合美术的规律。 　　然而我想探究的在于画家作人体画时，在艺术之外的想法，即人的想法。 　　美术史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大画家们将其炽热的情感和精湛的技艺投向画布以完成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不朽之作的同时，也把同样炽热的情感投向女人本身。我相信这样讲不至于是对画家的贬损，热爱生活与热爱艺术常常是一枚银币的两面，但它们被铸在了一起。 　　当然对大画家来说，也有例外。 　　画过《圣母升天》、《美妇人像》的意大利大师提香在其99岁高龄的酒宴上，仍然生龙活虎地向美丽的威尼斯少女频送秋波，他和这些姑娘的母亲包括祖母都认识或恋慕过。 年龄不是提香追求爱情的障碍， 他像跨栏运动员那样一往无前。在《巴克科斯和阿里阿德涅》这幅画中，弃满了提香体验并为之醉心的肉欲气息。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充满了诱惑。提香在此享尽了荣华富贵。当然女人也成全了提香，他画女人头发用的一种金黄，红与黄色，美妙绝伦，至今被称为提香色。 　　再说雷诺阿。他画过《浴女》、《午时野餐》等精妙、在当时又被认为是惊世骇俗的名作。当他在巴黎的阁楼中醉心于女性躯体的线条时，巴黎公社的战士正鸣枪放炮地巷战。他的性格始终像个孩子，对周遭万物浑然无觉，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具有对女人天才的观察力。有的批评家说雷先生是色情狂。他的作品的确含有色情的成分，但雷诺阿超越了色情，使其上升为美，如同米勒将痛苦超度为美一样。艺术批评家托马斯说雷诺阿“亦因此而赎了罪”。他自己说：“我画一个女人的背部要画到我想抚摸她，才算完成。”想抚摸女人不过是寻常俗念，而大画家的“大”处在于在画布上抚摸。 　　还有可怜的梵高。他不像塞尚、高更或鲁本斯那样有钱，只是靠弟弟的一点接济苟活。有时一星期吃不上一顿饱饭。他的痛苦太多了，痛苦之一在于没有钱雇模特。只好把饿肚子省下的钱，花在无情的妓女身上，满足艺术和生理的双重需求。他像一位圣徒似的把一个妓女请到家里，像对待妻子一般爱抚。妓女当然是个妓女，把梵高骗得一塌糊涂，留下的唯一纪念是淋病，使他躺在医院的床上痛苦哀号。在一次高烧中，他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割下来赠给另一位妓女，事后还向她道歉。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忙于作画，或吃，或睡，或上妓院一次——因为我没有妻子。……但无论如何，就算我伤害了自己，却没有伤害别人呀！”那时，梵高的邻居们联名写信给市长，请求把梵高抓起来。理由在于他在屋里挂满了令人头昏眼花的金黄色的向日葵画，因而是个疯子。梵高也渴望有一位妻子，他爱上了守寡的表姐，求婚被拒绝了，最后想见一面也被拒绝了。梵高当着她父亲的面，恳求只见一小会儿。这一小会儿是多长时间呢？梵高把手指放在蜡烛火上，“我只要求手指在烛火炙烤下所能忍受的这一小会儿。”她父亲吹灭蜡烛，把梵高推出门外。 　　梵高渴望女性，更多的来自艺术，他说对这些荷兰姑娘“描绘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占有她们的渴望，尽管两者我都喜欢。”他到了法国的阿尔以后，写道：“娘儿们是美丽的，一点不吹牛。”他指的是没有夸大法国娘儿们的美丽程度。然而，梵高37岁的岁月是一连串残破的、被侮辱和损害的生活，如陆放翁诗云“天地何心穷壮士，白发无端日日生”，梵高勇敢地走上了祭坛，为人间留下一批无法以钱来估价的财富。如今日本商人出巨资买梵高的一幅画，伪装风雅实际是在为资产保值。而梵高当年饿得连站都站不住，撑着头连说：“饿，我饿呀！” 　　女人是上帝送给画家们的最好礼物。如同娜塔莎对普希金一样，诗人占有了她的美，也为世界贮藏了她的美。女人是天地间最美之物，像鲜花一样，俗人眼瞅着看她盛开，也眼瞅着她萎谢，顶多借机多生几个孩子。而艺术家把花儿最艳美的一瞬变为永恒，以此回报上帝。德国大画家鲁本斯53岁的时候，娶了一位16岁的新娘海伦，为海伦画了许多着衣或裸体的油画，如《鲁本斯继室像》等。他死后，海伦想毁掉这些画，免得让人说画家展览妻子。但是当法国红衣主教黎希留出巨款购买时，海伦迟疑地售出这些画，从而丰富了流传至今的艺术世界。 　　因而对于视觉艺术家来说，并不需要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也不需要像孔子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而遭子路怀疑时，急急发誓“天厌之！天厌之！”在大画家中，不迷恋女色的人当然也有，如米开朗基罗，这是一位高贵的神，当他恋慕的女诗人科洛娜去世后，他站在这位从未接触过的美人的遗体前，吻的只是她冰凉的手指。 　　我等过你 　　这几年，我的心境与詹姆斯·拉斯特乐队的曲子很贴切，成为生活中可以称为幸福的事情之一。我听了他的几十盘带子，聆听时怀着憧憬与犹疑，听过已在心里装下了充实，像从森林里归来的孩子兜里揣满松果一样。 　　人与音乐的契合，委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难事。作曲家与演奏家从来都是独裁者，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生活与哲理。听者只能用声音——唯一的传导符号来体味它背后的无限丰富。当然，伟大的音乐家也由此产生，即让自己作品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音乐家的诞生。希特勒酷爱瓦格纳，无数善良的人同样喜欢瓦格纳。因为瓦氏伟大。风烛残年的贝多芬，耳朵全聋了，仍执意指挥《第九交响曲》。这是令乐人为难的事，又得配合。贝多芬眼盯着乐谱，手臂僵舞，他的耳朵里静悄悄的。乐人小心瞟他的手势，他们明知贝氏听不见，但生怕拉错一个音符。乐曲结束了，全场掌声潮起。 穿着燕尾服的维也纳人起立鼓掌， 眼里漾着热泪。他们尤为结尾“欢乐颂”这一为人类祈祷的乐思感染。贝多芬依旧木然，女高音卡洛琳·婉格只好以不礼貌的方式，抓住他的衣袖，指一指观众席。风湿蹒跚的老贝慢慢转过来，认真地瞪视着观众少顷，尔后鞠躬致谢。 　　还是回到詹·拉上面。说到贝多芬，我总有一种冲动的心清，像说到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者一样。我只是说，他们作品的伟大，是像辘辘把的绳子一圈挨一圈致密绕在人格的圆木上。詹·拉没有贝多芬那么伟大，至少现在还没有人这样说。他只是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和指挥家。他所做的是把所有好的音乐作品加以改编，从古典乐曲片断到流行电影插曲。在配器与风格上，使之具有独一无二的詹姆斯·拉斯特的风格。 　　他是通俗乐人，但典雅悠然富于沉思性。他本质上是古典的，但还不至于像曼托瓦尼那样远离电声乐器。对弦乐的迷恋，则是这两位大师共同的特征。在詹·拉那里，无论是对往昔的回顾，对世事的前瞻，都与我的心性契合。一种漫不经心的中庸之美，这里没有令人眼湿的激情。譬如说描写爱情，其感人处如脚下激起的细碎浪花，瞬间变幻而消隐，更多强调潮音与涛声，没有兜头的狂澜。 　　在照片上，詹姆斯·拉斯特，这位德国不来梅的老头，唇髭整齐，灰白的金发很长，背梳亦整齐，下颏的胡须剪得很好看。他表情带着宁静明朗的笑，脸膛是古铜色的。 　　最初听到詹·拉是由朋友王家俊的介绍。王从骨子里是个鉴赏家，每日听音乐与读书，尤钟《读书》杂志。他推荐的第一盘带子是詹·拉的《火鸟》。从那之后，我陆续收集。 　　詹．拉是我心中默默信赖的人，就像信赖华尔腾湖边的梭伦一样。他使我这个没受过很好的音乐教育的人，渐渐理解了许多西方古典乐曲，得以同大师进行儿童与巨人式的沟通。我感谢他。 　　听老詹。在他的曲子里，我悟出典雅、开阔与不避俗亦为文章之道。在这些纷纷如落叶的乐声里，我寂寞地写着自己的文章。许多时候，环顾左右，只有老詹乐声相伴。 　　还说什么呢？南非诗人乔科写道：“我只能说我等过你。” 　　百遍月光 　　我买了一盘磁带，加拿大出品的《 Beethoven》。它噪声较大，但编排甚合吾意。把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与《欢乐颂》分别录在AB面上，一遍接一遍地放，让你听个够。 　　我近日不断在听这盘带子，在写东西、读书或者是闲坐的时候，望着楼下屋顶不化的积雪，冬日下午三四点钟的光线已呈桔色，从对面楼的玻璃镜上折射过来。 　　《月光》似散步，似大滴的泪珠悄无声息地落在膝上，似纯洁的少女在山间的流泉下洗浴。随着音符，我甚至能想象出手指抬起时，黑白键的弹跃。这几天，我听了上百遍的《月光》，感到了贝多芬内心的隐痛。他像一只翠鸟，衔来一片又一片的美丽的草叶或羽毛，覆在自己的伤口上面。 　　社会给予贝多芬的全是厄运，他对厄运的报偿是美丽如斯的乐思。 　　我读过一些关于贝多芬的书，行文大多不实。中国人弄的贝多芬传是年表与赞词的交叠，令人不知所云。甚至不如瓦尔德斯坦伯爵对贝多芬的一句赠言。瓦氏在贝多芬的纪念册上写道：“通过你的努力，从海顿手里继承了莫扎特的精神。” 　　这句赠言一笔画出了三座相连的高峰。 　　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当然可读，但其中也不免有诗人的磅礴之语。对于伟人，人们更倾心于图书馆学者式的平实。 　　著名钢琴家卡尔·车尔尼（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钢琴教程遍及中国家庭）在回忆录中，对贝多芬有一段传神的描述。车尔尼当时十岁，被人领着去见贝多芬。 　　“我和父亲上了楼，我们好像在塔内攀登。到了第五层，也许第六层，一个外表邋遢的仆人领我们进屋。这是一间空荡荡而简陋的房子，纸张和衣物扔得四处都是。屋内还放一些箱子，墙壁光秃秃的。一张破烂不堪、摇晃的椅子放在钢琴房充当琴凳。钢琴是沃尔特牌的。贝多芬自己穿了一件粗糙的暗灰色的甲克，裤子也是差不多的颜色，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鲁滨逊。” 　　作为作曲家的贝多芬也是钢琴家，一位钢琴大师称“撒旦就藏在贝多芬的身上”。但后来的贝多芬老迈、耳聋、贫困。疾病与贫穷并不是文化上的奇迹，处于贫困与疾病之中的贝多芬是暴戾的，然而出自他指下的乐思却如此优美，你去听《月光》，听《春天》。在贝多芬的伟大之中，透过天才又有一种人格。他虽然愤怒过，但确信生活美好。 　　1827年 3月26日，在维也纳有万人为贝多芬举行葬礼，格里尔帕茨在悼词中说“……直到死前，他对人民怀有一种对待父亲似的爱。请不要忘记今天这一时刻，请你这样对自己说：当贝多芬下葬时，我们都在场。他的死使我们热泪盈眶。” 　　我从贝多芬之中听到了纯美，另外一个没有找到的东西被格里尔帕茨指出：爱。 　　我再次倾听“月光奏鸣曲”，见窗外暮色渐蓝，琴键深一下浅一下地敲击心上，不觉间泪水盈盈然。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假如你对别人说，约翰·丹佛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阳光照在我的肩上》，听者会感到乡村育乐的朴素硬朗，正像阳光那样貌似无意，温温地照在所有人的肩上。 　　这是男人的歌。他可能孤独，男人难免孤独，难免被自己的梦想击倒。但阳光是老朋友，把双手抚在你肩上，泪水便从眼眶酸酸地缩回。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男人只唱气冲霄汉的歌，听过觉得他们心虚，而且嗓子也被拉破了。像丹佛这样的乡村民谣歌手，却从柔情的深广中唱出男人的雄心，像一头狮子静卧山冈。 　　男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女人的细腻，他们也是女人所生。当柔情流露之时，他们如同孩子，羞涩与强健交织出男人的性灵。缓缓的柔情会使他们粗壮的血管里的血流得慢一些，他们的眼神清亮，汗味透出干草的气息。这样的男人是纯朴的，丰隆的背肌没有焊意，对劳动而言，他们是偿还给土地的祭品。这样的人常常在牧马，或是守林人以及造屋的汉子。他们像马一样轻巧，休息时十分安静，双眼眺望远方。 　　阳光照在我的肩上，感到自己像草一样茁壮，青葱挺拔。而草，“我猜想它是神的手巾＼一种故意抛下的芳香的赠礼和纪念品。”（惠特曼）相素者生生不息，这便是赠礼的含义，虽然我与我所见过的人一样平凡无奇。当阳光照在肩上的时刻，我才知双脚离土地最近，常常听到河流与森林的呼吸。这样的人不致溃败，有阳光在身后扶着你。而由于土地以它的宽阔召唤过你，你无法矫情，终要除去所有妄想，心底澄明，上路时不再犹豫。 　　死 　　当人们读到一些深刻的话语时，会像海水流进眼里，就在一怔的刹那，痛楚但已经令人难忘。 　　譬如英格索尔的一首诗： 　　每一只摇篮都在问我们 　　你来自何处？ 　　每一口棺材都在问我们 　　你去往何方？ 　　这样的诗触目便惊心。它无由地在心里浮现，默念两遍，如诵佛偈。我觉得这诗如同一尊白玉钵，里面宛然盛着生命的分量。 　　生与死都是人生大事，怎样死与怎样生共同显示一个人的尊卑。 　　拿刘胡兰来说，我从小就熟知她的故事。这故事在当时激发的只是对国民党的仇恨。直到几年前，我才猛然想到故事的另外一面，即刘胡兰对死的态度，就有咀嚼不已的味道。 　　一个云周西村的农村女孩，如何能面对铡刀这样坦然呢？她只有15岁，虽然无知无识，身上却能淋漓展示高僧修炼一世的上乘境界。佛与耶稣亦不过如此。杀手当着刘胡兰的面，已经铡了六个共产党员，那场面可谓血光满目，一般人看也不见得敢看一眼。对刘胡兰，生的条件不算苛刻，自首就行，只要声明叛党便能保全性命。这对有人来说并不难，许多近年出国的人表示过放弃党籍。 　　刘胡兰选择了死，自己躺在了铡刀下面。 　　我顿悟，这种死法何等尊贵。的确“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5岁的女孩，竟有一腔凛烈之气。对她的评价，毛泽东的题词极其精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字涵盖生死，不须再添一言。 　　刘胡兰从容赴死的谜底原本也深奥，为了信仰。除了信仰，没有人能够付出生命而不悔，古今莫不如此。人们在谈“慷慨就义”这句成语时，轻飘飘地从眼前溜过去了。如果静下。心想，人的慷慨可以施于金钱、田地，谁能慷慨到献出生命呢？ 　　塞内加说过：“倘若世上的一切都不允许你高尚地活着，那么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阻止你高尚地死。” 　　高尚地死，的确没有人能够阻止。但古今有几人能从容践诺？ 　　有的人或许生的伟大，但死时并不光荣。 　　而大多数人，面对死神免不了手足无措，哭哭啼啼，这无可责备。庸众不能摆脱其庸。 　　有一个人（仿佛是肖伯纳）说：从两件事上最能看清人的本质，即娶什么样的女人和临死时的表现。 　　爱因斯坦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断然拒绝治疗。他认为：“我的生命只意味着研究物理学，如果不能研究物理学，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伟人对于生命，都是自己独特的看法。 　　苏格拉底在被人用毒酒处以死刑之前，平静地说：“生与死，很难说哪一样更好。死，不过是另一场戏的开幕而已。” 　　苏格拉底被免除死刑的条件是放弃传播他的学说，苏氏一笑署之。 　　“我不放弃真理，”苏格拉底说：“如果我的儿子有一天放弃了真理，就请你们用处死我的方法去处死他。” 　　这话让天地都为之一惊。 　　清代的高僧虚云大师，行脚山东，路遇八国联军的洋兵。 　　洋兵用枪抵住他胸口，问“怕不怕死？” 　　虚云大师神态自若，答：“如果我注定死在你手里，就请便吧。” 　　洋兵为他挥洒自如的神气震住了，收枪而去。 　　弗洛伊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他与美国心理学大师亨利·詹姆斯的一段交往。詹氏当时年届八十，有心脏病。他们一同在效外散步谈心，弗洛伊德发现身旁不见了对方。回头看，詹氏蹲地捂胸，心脏病犯了。过了一会儿，他心绞痛缓解，继续和弗洛伊德谈笑风生。他说：“刚才我以为自己不行了。” 　　“那你为什么不招呼我？”弗洛伊德问。 　　詹姆斯淡淡一笑：“我不想麻烦别人。” 　　弗洛伊德感慨万端，80岁的人已近死神门槛了，但詹姆斯却不愿因此给别人添麻烦，躲过险境后，依然谈笑自若。 　　马克思的二女儿和女婿，终生无子嗣。他们觉得人过了70岁，就会成为社会的累赘。作为革命家，法拉格在70岁之前决定自杀，妻子劳拉同他一起自诀。 　　有人认为，一些贤哲对死的看法近于轻率，其实轻视死并不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是在生前更多更好地为社会奉献，于死就能了无牵挂。 　　清代诗人袁枚田：“男儿为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对军人来说，战死沙场，乃是最完善的结局。 　　“人固有一死，”这话的确不错，但“生活的依托是行止而不是岁月，是思想而不是呼吸，是感情而不是钟点。”（菲·白利）法轮常转，生生死死原本是密不可分的。生命的质量，远远高于数量。活得长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活得很长。一个人活得再长，对永恒岁月而言，亦不过刹那而已。 　　印度的瑜珈教认为，人的生命不是以年、月、日计算的，而要用“息”来计算。一呼一吸即“一息”，人的一生注定以多少“息”为限。因而操瑜珈术的人，讲究呼吸的深缓悠长。反过来说，由于疾病或其它原因造成气喘吁吁的人，无疑在耗费自家的性命。 　　瑜珈的观点，以中国禅宗的话说，叫“入定”。这是一种安详。平和、与世无争的心态及价值观。 　　但细想，不论把呼吸控制得多么完美，也只是单纯的活着而已，瑜珈大师也免不了有辞世的那一天。除了生理延年益寿的意义外，找不出更积极的价值。 　　死，固然是一个人肉身的永久灭寂，但一个民族是不会死的。如果一个民族都不畏死，它所迸发的力量就极为惊人。抗战时期，河北孟县一个大村的几千口回民躲逃兵祸，才出几里，有人喊：“鬼子把清真寺烧了！”人们站定回首，老老少少无不流泪。他们全体冲回村里，虽然手无寸铁，咬着牙和日本人一决死生，男女老幼悉数殉难。 　　侵略者如果遇上了这样的民族，无论如何也赢不了一场战争。 　　抗日名将张自忠，相貌堂堂，豪气逼人，战死的经过充满英雄色彩。他的副官马孝堂回忆说：“总司令猛然前仆，旋又站起，右肩出血了。到了十里长山还在前线指挥，接着左臂也流血了，他还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喝指挥。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喷血，溅了我一身。敌人一窝蜂冲上来，总司令命令我走开，说‘我这样死得好，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了。’接着闭上了眼。” 　　中国人讲究忠烈，其境界可使鬼神变色。西湖边上岳飞庙正殿后面，立一块石碑，上刻黄庭坚手书“武官不惜命，文官不爱钱，天下可以太平矣”。中国的事固然复杂，但之所以还有前途，凭的只是中国人的这一点精神。 　　大革命时期，广东佛山市大沥镇的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谢伦，在“四·二”之后，连同71岁的老父亲谢泰珍一道被捕，押到村边砍头示众。敌人欲先杀谢伦，他提出：“稍后老父一步而死。”谢伦跪行到父亲面前，叩头行礼道：“请父亲大人先行，儿子给您送终了！” 　　谢泰珍眼泪夺眶而出，镇定走向屠刀。 　　谢伦在父亲尸体前再次叩头，挺起身，随父而去。 　　谢伦尽忠于革命，尽孝子父亲，死得让人荡气回肠。 　　先贤殉身，不仅酷烈，也有似水柔肠。方志敏得知自己被处死刑，在狱中抒情地写道：“在我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观我在向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怀着这样的心请走向了刑场。 　　对于他的死，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壮，还有摄人心魄的美。这是人的精神在极点迸放的极美的花。 　　回家 　　你如果还不能把外在看成是内在，内在看成是外在，那你还没走入上帝的王国。 　　——托马斯福音书 　　花骨朵走了很远的路 　　很久没看到蜜蜂了。 　　我不知“很久”是多长时间，就像我不知“时间”是多长时间，它有“天、小时”或“刹那”这些外衣，但只是外衣。 　　有蜜蜂的日子是好日子。 　　我坐在小山坡上，一群群的白云赶着马车，停下看我。山坡上的草，在风里前呼后拥。有的草像顶一口大钢一样擎着花骨朵，摇摇晃晃，如同走了很远的路。 　　“山坡”，这句话说出来有充盈的语感，好像阳光从门外挤进来，阳光走进穷人家里，箭簇一样斜着栽人地中央。小灰小尘们高兴地披起金色大氅在阳光里跳舞，它们不知他心引力，一抬腿就蹦挺高，澄明游弋。 　　蜜蜂是我的左右。这帮玩意儿美丽死了。“嗡——”这不光是“嗡”的问题，是舞蹈。伊在半空中闪展不已。上帝在造蜜蜂时心情愉快。薄翼细腰，大复眼，花格肚子，六足沾满金黄的花粉。它是美丽者与劳动者的结合。蜜蜂的复眼由六面晶体组成，多达一万多片。当蜜蜂飞来，我弄个姿势，譬如云手，在蜜蜂眼里，云手缭绕，多达万千，太漂亮了。我一笑，又有万张笑脸晃动，大屏幕电视墙。蜜蜂我不忍心劳动你的眼睛了。我的想法是：搂着你的小细腰在故乡的养麦地嘤嘤漫步，唱歌跳舞，亲嘴留蜜。伊呀伊呀依，大霍拉舞。步达，哈达波尔卡。并有牙买加钢鼓舞。我们去见所有的朋友。 　　乡下才有蜜蜂，在蓝天白云苜蓿草开花的地方有蜜蜂，那里的好孩子脸蛋如胭脂，歌声像玻璃碴子拌冰糖。 　　一想起蜜蜂，我就高兴地感到我是一个有根的人。那是一种温软的感受，如同歌声抚摸这一切。 　　故乡的一切都是真的，石头是石头而不是水泥，姑娘不戴海绵乳罩。无论你在谁家，都可以用手摸到榆木桌子、银碗、秫秸盖帘儿，半夜撒尿踩在黄狗身上，狗是真狗，不是玩具。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这里人们不说假话，人们不能在巍峨的罕山脚下，在一望无际的开满野花的草甸子上，对另一个人密语“好好干吧，明年提你当副主任科员”。河水贴着地皮透明地流过去，直至天边，小马驹俯身欲喝一朵小浪花，后者小腰一拧，钻入水下。你会遇到许多诚实有力的目光，他们因为你是城里人而尊敬你。 　　梦中走失 　　人在童年所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失去母亲。一个孩子倘若在街上迷失，会引起极大的恐惧。不是说这孩子“丢”了，而是他丢了“母亲”。这种惊恐要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即使到了暮年，他仍然会因为在梦中与母亲走失而吓得汗湿。 　　一般说，情绪（即性格的表达方式，中医称之为情志）的不良，会导致癌症，这已是常识。情绪无所谓躁静，如同性格无所谓刚柔。那些一往情深并且很刚强的人，往往会毁于这样的情形之下：丧偶、丧子以及失去父母、事业被剥夺、理想破灭。这时癌细胞已经上路了。这些人是好人，而这也是好人不长寿的原因之一。古人所谓为情所累亦此。他们所失去的，是寄情太多的东西，在所有“怕”的东西中，人最怕失去，但事实上什么都会失去。他们成了迷失母亲的小孩。 　　永远缺少真正缺少的东西 　　我们最怕失去的是一个“有”字。虽然我们的愿望膨胀到不知所措，无论吃喝或拥有，但我们永远缺少我们真正缺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真正需要的东西——仁慈、纯洁、智慧——只好以世俗的物的数量的积累来充塞记忆的空间。 　　如果在恐惧失去的东西中还有金钱与美女，那只是以金钱来充任故乡，以美女来代替母亲。 　　子宫海 　　人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缺陷之一在于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时间过长。这种依赖在子宫里已经开始了。人竟然要在母亲的子宫里居留十个月！这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精子在阴道中以每分钟两毫米的速度（就其体积而言，这速度相当快，比中国足球队十二分钟跑的速度快得多）前进。它们头上没有探寻器，寿命只有三天，迷路死亡者众，卵子对其没有实施任何化学性战术指引，只凭运气和能力。因此，当一个精子最终穿过卵子外环冠的细胞围墙时，可谓纵横捭阖，九死一生。到达目的地后，精子立即用自己的破坏性酶对卵子进行纯细菌性化学侵蚀。这种透明质酸酶和胰蛋白酶不断破坏卵子的防线。当精子接近质膜时，卵子产生抗原——抗体反应。但精子从容镇定．阵脚不乱。无非胶合而已，精子不能辜负一个“精”字，像留着哥萨克胡子的夏伯阳一样继续前进。当精子穿透卵子核心时，卵子发生剧烈的L．Cudmore，有人译为“电抖动”，这种生理化学震动，使所有其它的精子都无法进入它，这时锁定卵子的细胞质收缩，变成液体空间，一个浑沌的鸡蛋黄一样的海。故乡这就是受精，即最初的“去”。这种“去”又仿佛是“归”。由睾丸到子宫的艰难而诗意的迁徙。因此人们听到“回家”的呼唤时，温暖恍然而生，精子的母亲是子宫，最初的温暖。从“电抖动”开始，人已暴露了自私的本性。这种“归”绝对是排他性的。七千万到一亿个精子，只有一个能进入卵子，其他将上一律阵亡。而得到的精子对同党也绝不仁慈。人在前人阶段就是你死我活的。在排他的化学组合中，细胞在“有”中扩展自己的“家”，而怕的亦是失去“家”，即一个精子的归宿。丧失，意味着与那些短命的精子同样的命运，在阴道的酸性粘膜内永劫不复。虽然细胞这时不能叫“人”，所谓受精卵实际是两个卑微的单倍体遗传器的并合，形成一个双倍体细胞核。它在输卵管肌肉的蠕动和上鞭毛的振颤下进入子宫。子宫之路漫漫兮修远，它是圣地，是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在情爱中，女人喜欢偎在男人怀里，男人希望更多地进人女人，都是在前意识——这是我发明的概念，即细胞记忆——指导下对子宫的复忆与回归。卵子受精三十个小时后，分裂为双细胞，五十小时后，分裂成四个细胞，六十个小时，它变成为八个细胞。受精后四天，卵子的十六个细胞形成一堵小墙，胚胎学术语称为“桑葚坯”，正式列队进入子宫海，在里面仰泳或蛙泳。第五天，受精卵形成胚囊作为细胞群继续分裂，其中的胚芽到第十四周可以称为“胎儿”。所谓“人的形成”或曰“细胞的分裂”以及“胚囊的形成” 在一整套严密的化学及物理指令的驱使下， 宛如一个肿瘤的形成。旧时说的“儿女冤家”亦把两代人之间的牵索称为前世的仇人。蝎子在出生时食母的情景，是生物学上最精彩的现身说法。事实上，人就是一个可以被分裂出体外的癌。倘若不是“一朝分娩”的话，胎儿势必把母亲的血肉噬尽，所谓死而后已。 　　谁在上帝床头安装了窃听器？ 　　开窗吧，懒洋洋的阳光罩在蜜蜂头上。光谱在七色之外特殊送给蜜蜂一束光，其波长是一种秘密。它提供了蜜蜂所有的能原与快乐，它是质量、感应、情绪、语言、旋律、血液、字母、分子式和气味。与蜜蜂相比，人在阳光中获得的东西太少了。能量的含义不在阳光中存在什么，而是你在其中能够得到什么。譬如植物在阳光之下合成叶绿，人却只感到一点温度与色彩。光与热仅仅是人类对阳光的狭隘理解。阳光给了海水多少东西，给了牛羊多少东西，给了山峦的所谓矿藏多少东西？这是人类所无法知道的秘密。虽然这不过是上帝的小小的游戏，解码器就放在它的手边。何苦让人类知道得太多，他们的贪婪造成知识，使孩子们在所谓数学和物理之间养成愚蠢的习惯，使牛顿与爱因斯坦很难再次出现在人间。牛顿和爱因斯坦在上帝的床头安上了窃听器。今天的人类把才智用在研究核武器、烟酒以及毒品的制造方面，这是二十世纪的谵妄。 　　蜜蜂一遍遍地传出天堂的消息，可惜人类无法解译。 　　记忆从精子时代开始 　　人们应该注意到下列现象：精子追逐卵子的种种作为以及后来的细胞裂变，具有绝对的不可逆性。一路走下去，汝非汝，吾非吾。谁也不知到哪里以及去干什么。只是一个“去”而已。这便有一个何为故乡的问题。在这种并无人文背景的“人”的从无到有的话剧里，空间是走向了有还是走向了无？如果胚囊以形成人为目的，那么人则以出生以及死亡为目的。在这样精美的生命密码中，人怎么能选择死亡？或者说死亡只是人所去的另外一个地方。死亡的“去”是一种“归”？古人云视死如归，大有禅意，“归”的人生证明活着是一个圆，起点和终点在一个位置，归与不归，循环往复而已，变化的只是肉身，而肉亦不过是百分之七十水分的不太结实的软乎玩意，经不起轮回，所谓“人生如寄”也夫。 　　倘若不是上帝，是谁向精子这个六十微米长，头部为遗传库，中间为能量库，尾巴为鞭毛推进器的简约到极致的东西下达了指令，使它一往无前冲向卵子呢？它甚至无师自通地通过输卵管与子宫之间的宛如迷宫的秘密通道。而精子头部的遗传库竟包含着父亲的一切，譬如咳嗽的声音，走路姿势等全部遗传基因，超显微胚胎学所揭示的，绝非“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所能回答，除非“生殖唯物主义”的诞生。 　　记忆从精子时就开始了，即“前意识”。这种记忆恍然而超验，宛如我们依稀着前生的回忆。这种回忆随着“投胎”而迷失了。然而我们痴迷于某人某事某地某景某色某味的依据是什么呢？前生。这就是我称之为“记忆”的那种记忆。 　　此生是什么？是寻找内心深处的某人……某味的过程。寻找时，由于歧路丛生，蜕化为寻找某官某钱某女某臀。诗人为什么受到推崇？他们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偶然，并把它视为一种“爱”。他们无视现世的诱惑，回忆并记录着永生之路的转折点上一束明亮的光，光即诗。 　　我们为记忆而活着。 　　顺利的一生如某次射精进入受精区的那几个精子之所为所谓“此身难得今已得”。受精区如金銮殿，即两个输卵管之一管近卵巢的地方，至此功德圆满。圆满之后开始寻找前生理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知识、技能、毅力、勇气、美德、手艺、相貌。这种寻找的过程，一般称之为“学习”，挺委婉。在寻找即学习中，人们得到的多是苦难、侮辱、沮丧、恶行、丑陋，也有美和光荣。人如果为寻找所感，便是所谓“学坏”，迷路了，回不了家，丧失了那条金线索，即良知。当记忆被记忆所覆盖时，所谓人生苦旅，我们为清除为这些鸡屎一般斑驳臊臭的记忆而留下尴尬、惶惑、紧张、混沌的记忆，以至发问（像傻子一样）： 　　“我们是谁？” 　　找到了最初的记忆，就如同干净地踏入生命的故乡，佛家称之为“明心见性”，所谓“道”。 　　婴儿的远古记忆 　　有人估计，世界上有几百棵树是松鼠无意中种下的。它们到处埋藏坚果，有一些被遗忘，长成了树。 　　这里的问题是：遗忘，偶然，埋藏。 　　松鼠的埋藏出于什么动机呢？ 　　饥饿的恐慌。它把这种恐慌变成了广泛的游戏。许多人搞不明白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婴儿每天早上醒来必须哭一场，不关悲喜，与憋尿无关。 　　每天早上大哭是每个婴儿的功课，它代表了本文探讨的另一种记忆方式——我称之为“胃肠记忆”的早期记忆方式——的表达：饥饿恐惧。虽然孩子并不饿，但他的胃肠中仍然保留着人类早期最常见的状态——饥饿。人的进化历史显然还很短暂，许多记忆以本能的方式贮存在婴儿的身体里。饥饿，以及饥饿所引起的下意识动作——攫取。吾乡将婴儿的攫取行为称之为“呀好挠！”远古的人类在每天早上忧虑的事情是食物的不足，虽然他一马双跨，又吃肉（蛋白质）又吃草（纤维），还饿，常常变为其它动物腹中的蛋白质。他要抓住什么，婴儿表达的姿势代表了人类的深层恐慌，抓住可以吃的一切东西，也包括抓住矛，抓住树干。在今天，人们仍然把手持鸡腿撕咬当作幸福来演示。 　　虽然多数人喜欢歌颂自己，用科技与艺术上的成就表明自己的成熟，我却有这样一个习惯，即通过观察自己来体会人类的种种狭促。从婴儿的啼哭就已证明人类进化的时间还太短。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战争则表明人类嗜血的本性丝毫未减，这还算成熟吗？ 　　梦中过滤遗忘记忆 　　与记忆同样重要的另一种机制是遗忘。 　　有人认为：人如果不善志，此生苦矣。但忘什么记什么，冥冥中似乎有一只手在安排。人一生干的乱七八糟的事太多，如果每日每分每秒地累积记忆，人早疯了。人最希望记住知识并记住了某些知识。假如记忆靠的是所谓“努力”，而遗忘靠的又是什么呢？遗忘的完成方式是做梦，它以过滤的方式在梦中埋葬不需要的记忆。其中某些被遗弃的记忆又能招之即来，譬如你童年学会骑自行车三十年未骑，一骑仍有旧时技艺，甚至姿势与童年一点不差。这种记忆是怎样保留的呢？换言之，它为什么不会被忘记呢？ 　　佛理认为，此技已入阿赖耶识，即人之第八识，太极阴阳鱼中阴的一面包含一些种子。倘如此，这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忆与遗忘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忘不了苦痛的被侮辱与损害的记忆呢？梦为什么不过滤它们？为什么许多受苦最多的人养成最慈悲的心怀？ 　　在遗忘与记忆中，我们离自己近了还是远了？假如记忆之中悉为善良，遗忘之中全是冷酷，我们早已达到了幸福。事实上，美最容易被遗忘，如同丑最容易被记忆。无论神经症还是癌，都是丑恶在记忆中的堆积，拼命梦也梦不掉它们。但愿有一天发清净心，万缘放下，空掉所有，心灵坐落到自己家里。就像那只松鼠，忘记埋下的坚果，喜悦于大树的茁壮。 　　红军合唱团 　　第一次听俄国红军合唱团，是在朋友家。他住平房，院里栽一株沙果树。那时我才接触CD，不知放进去的时候，该把有字抑或无字的一面放上边。拿这张“红军合唱团”翻过来一看，竟见自己胡茬，想这玩意挺亮。 　　他的音响是“先锋”，在逼真之中透着冷漠，日本人的东西多数如此——当你热烈地伸出手时，对方塞来一付考究、妥帖、冰凉的车门的把手——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这张碟震撼得有点发傻。他们的合唱，如在旷野横列的栅栏里有人伸出手来，一两只、几十只。千百只，不停摇摆。当一个人走过一座用嗓音搭成的吊桥时，看峻岭与高山，会多么激动不已。合唱的勉力在于：不同声部编织的音画，恰如一座桥， 从细如游丝的气息的控制， 到势如排浪的轰泻，高悬于人声的峡谷之间。在“卡林卡”这首曲子中，我被马队般骤远骤近的男声合唱，震得目瞪口呆。不经意，见到友人有些幸灾乐祸的脸。他当初听这张碟的时候，表情也可能像我眼下这样傻，因此他挺高兴。后来我们喝了些啤酒，夜深，他邀我到沙果树旁解手的时候，我摇晃着，已决定置一套音响了。 　　在我弄好音响后，还想过“红军合唱团”从英国音箱发出来是什么味道。它应该比日本音箱好得多，更有人情味。但一时要听的碟太多，就忘了“卡林卡”。 　　后来我借到这盘碟。封面还是洋葱头似的东正教教堂，金灿灿于蓝天之下。教堂前站一排穿制服的俄罗斯军人，即合唱团的艺术家们。我使劲看他们，还是没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嗓子。 　　当音乐散开，我又感觉一种不适。即手脚没地方搁，仿佛应激烈点，又不是摇滚那种激烈。这是一种在信仰的激情支撑下的饱满。用这么一种饱满来聆听，内心随之起伏，才适宜。我承认我现在并没有这种激情，我的激情顶多能够贯注到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那种的欢快，或西贝柳斯“芬兰颂’哪种澄明的高度。红军合唱团在我听来是革命。革命需要气力、憧憬和毫不怀疑的信念。这三条我基本都不具备，因此没有大听。 　　前不久，我遇到了这张CD。买还是不买？这张薄薄的聚脂覆膜的唱片里，有海啸一般的呼喊。音乐还是从“卡林卡”开始，起初的柔声如六月的晨风一样轻轻拂面，我挺直身体等待海啸的到来。但事实上，无论“卡林卡”还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并没有凭空而至的暴风骤雨，它们是渐升的潮水，如河流经过平原、森林最后汇入大海。“红军”们对节奏的控制恰到好处。我感到，这里面的合唱以雕塑的手法把俄罗斯大地表现得无比鲜明。雕塑所具有的棱角和明暗关系，在“红军合唱团”的演唱中历历在目。而每一首作品都有屹立于苍穹之下那种雕塑似的雄浑。 　　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既然拿破仑与希特勒拿他们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 　　弗罗明高 　　在乐音里，吉它的弹拨染有更多的阳光。阳光在海水里跌成碎片，纷纷向岸边游来。吉它用透明的网，把这些地中海的精灵打捞上来，镶嵌在安达卢西亚人的靴子上，使他们的舞蹈目不暇接。 　　吉它抱在这些南欧人怀里的时候，他们像骑手抱着马的脖颈。吉它手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指与弦交谈，他的目光像海水一样把手指和弦儒湿。这时，海风已经把野麻和锦葵的气味吹进城堡的窗户里。 　　这些黑发卷曲、高挑的弗罗明高舞者，灵魂伏在吉它和响板上面，永无休息。西班牙的双桅船和被阳光晒爆的葡萄，听到了响板的骤鸣，便迫不及待地变成鸟儿和酒，使一切都与浪漫相关。 　　所谓舞蹈多是装腔作势的东西，多数清醒，多数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而弗罗明亮是唯一带有醉意的舞蹈。每一根神经，每一根筋腿都要奔突进退，旋转上升。他们的舞蹈告诉人们，腰多么美丽，像高脚杯的细柄，擎着琥珀色飞漾的酒。 　　欧洲人的灵魂，走到大陆南端靠近阿拉伯半鸟之地，便由于海水和阳光而发酵。从弗罗明高的节奏里，听得出这些罗马人的后裔早已抛弃了法律和哲学，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酒馆里，像私盐贩子一样快乐地用喉音吟唱。他们身边是穿着长裙、把黑发挽在脑后的安达卢西亚女郎。她们的黑眉和笔直的鼻梁仍有欧洲人的坚毅，而眼光能把葡萄酒点燃，双唇柔软湿润。 　　弗罗明高的吉它一响，我常常恍惚，觉得在那样一个地方生活过。山坡上的平顶房子全都刷成白色，鸽子在教堂的钟声里盘旋。在圣餐会节到来的时候，带宽沿大礼帽的农夫抬着面包圈以及海神圣特尔莫，农神伊西德罗从无花果的树荫下慢慢走过…… 　　美丽的巴扬 　　巴扬是流行于俄罗斯的手风琴，它与三角琴（巴拉莱卡琴）以及圆圆的多姆拉琴一起演奏的时候，人们眼前如有一队穿长裙的顿河少女在舞台上碎步而出，像拆一只旧毛裤的线一样，拽也拽不完。她们亚麻色的头发包在三角形的头巾里，一人环着另一人的腰。姑娘们脸上的表情甜蜜而忧伤，恰如巴扬的音色那样。巴扬与我们见到的手风琴的不同处，在于左右都是钮，没有键盘。 　　用巴扬演奏俄罗斯民间乐曲，就像吃烤鸭卷着饼——这个比喻稍俗，像以意大利语唱拿波里情歌，用铅笔在田字格里写字，把鲜花送给少女一样恰当。巴扬的囊中灌满了伏尔加两岸的风，带着燕麦的甜味和白烨树叶的颤抖，还有一点醉醺醺的踉跄。 　　听巴扬的时候，手上最好有一本书，曼杰利什塔姆的诗集或俄罗斯童话，还想打开电视，看有没有《一个人的车站》或《战地浪漫曲》。有一天黄昏，我在音响上放巴扬和三角琴演奏的门德尔松的“纺织歌”。要不要点灯？手在开关上犹豫了一下缩回。听着，窗外的树影已在夜色里融化，好像有马车驶过的声音。在遥远的地方，星星低头凝望农舍壁炉的火光。我每次听到巴扬的声音都会想到星星。为什么要想到星星呢？不知道。那天晚上我还想到了《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一段话，是在结尾的地方列文的内心独白：“这对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秘密”。什么秘密？好像是列文不想告诉吉提有关信仰的一些看法。 　　我到过俄罗斯。有一天我坐在海兰泡一座广场的长椅上，微笑着看那些孩子和妇女。也许脸上的笑容太满，俄罗斯人很冷淡甚至警惕，有的妇女握紧了孩子的手。他们可能以为遇到了制造假烟假酒的中国贩子了。中国商人用工业酒精兑的酒喝瞎了他们的眼睛，裤子穿不到一个星期就开裆了。当时，有一位戴10多放勋章、留着海豹胡子的俄罗斯老人通过翻译问我： 　　“你们为什么制造假的阿迪达斯？”他用拐杖“咚咚”戳着水泥地。 　　我怎么会知道？我只好报以苦笑，并尽量流露一些抱歉的意思。 　　这位前英雄见我回答不出，悲伤地摇摇头走了。我当时想，回国后第一件事，是在街上一路飞跑高喊：“不要再搞假阿迪达斯啦！”或者到电台抢过麦克风连喊10遍。 　　从这个老人的眼神里，能看出他对一个民族的困惑，还有一些憎恨。那天，我本想告诉可敬的海豹胡子老汉，我多么喜欢你们的巴扬、还有巴拉莱卡琴、多姆拉琴……我甚至准备用跳跃的手指在两肋比划一下，但被阿迪达斯什么搞的，全忘了。 　　白马新娘 　　人的身体如果长成大提琴的共鸣箱多好，他就是大提琴，右手执弓，左手按弦，这时的音乐都是心底的回音。 　　这是我在夏加尔的画中所看到的情景。在俄罗斯有月亮的雪地上，一个巨人这样演奏着自己，他的白发飘向有桂树叶子的枝干，低矮的红砖房像由儿童砌出的，歪歪斜斜。画面上，一只穿海蓝色西服裙的白山羊用小提琴为巨人伴奏。 　　巨人的琴身像威士忌的酒色一样金黄明亮，他的裤腿和袖子镶嵌无数东方的宝石，收尽了雪地的光泽。 　　我深深地赞美夏加尔的画，他的画需要琴声伴奏。每当他画到故乡，俄罗斯大地呵，“那些白杨树一片叶子也没有掉，闪闪发光。松鼠在一百步之外的枯叶上跳来跳去，断枝掉下来，光微微钩住另外的枝子，后来落在柔草上，静静地等待腐烂。”（屠格涅夫·草原上的李尔王）“在那里，一群绵羊在青绿的岩壁上爬行，一个牧人正朝山谷愉快地走下，阿拉河的两岸铺满了绿荫。”（普希金·高加索）“绿色墓园的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从墙里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往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间，远远看像是些白斑点。……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就点缀了许多紫红的小点，像血一样。”（契诃夫·草原）夏加尔拿起画笔的时候，这一切会从调色盘中挣脱出来，紧紧抱住画布。这时候，夏加尔的心里全都是音乐，卡马林斯卡亚幻想曲、伊戈尔大公序曲、在中亚细亚草原上、里摩日市场、古斯里琴手、茨岗女舞者。这些旋律与节奏，纷至沓来，使夏加尔匆匆忙忙画完深绿色的夜、奶山羊。公鸡和在夜里睁一只巨大的眼睛的农舍之后，加上一把提琴。在作品78号里，洁白的乳牛跪在沉思的祭司面前，天空有梦飞翔，飞翔的地方夜色退去了，露出蓝天。这只母牛用小提琴演奏一支曲子，那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古典》。作品82号，夏加尔画了一条带翅膀的蹲鱼从石绿色的河流上空飞过，颌下也有一把琴。在作品76号当中，一匹优雅的白马驮着一对新人走向教堂，新娘穿着大红滚金的裙子，而白马像沉溺于淡绿的雾里，它用下颌夹着一把旧小提琴，嘴角衔着粉色衬绿叶的芍药花。 　　我们不能相信一场没有音乐的婚礼，也不怀疑如此温驯聪慧的白马拉不好一支小夜曲。远处，山羊们已经开始演奏，月牙下降到最低限度，即教堂的窗户边上。 　　如果这些画里没有一把琴，就像爱情还没有发生、花朵还没有开放一样。到了1939年，夏加尔把琴画成人或者说人变成了长胳膊的琴。我听出了夏加尔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最深的爱藏在最深的；心里，说不出也画不出，那么只好依赖音乐，就像格林卡、里姆斯基——柯萨科夫所写下的那些关于俄罗斯大地的交响音画。 　　在远方 　　即使是刚强的人，也常会在音乐之前产生脚软的感觉，想停下来歇歇，蓦然忆起与现时不相干的旧事。这些旧事过去从未想过，例如童年衣衫一枚白莲花样式的纽扣，今天才想到，它原来像一朵白莲。某次雨晴，下午的阳光喷雾而出把电影院染得一壁金黄，后来一月，每至此地都希望它仍金黄。放学路上，有一只甲虫在女生的衣领上爬，想取下来又怕她叫喊。储藏室的门框上沿有一只不知放了多长时间的粉笔，取下在水泥地上大写特写“独立寒秋……”音乐是一枚永不锈蚀的钥匙，打开了原以为早已封闭的门。 　　音乐在远方。 　　每一种乐器会与人心深处的某种节律相谐。换句话说，音乐永远不会与你陌生。它不像外语或化学那样，对介入者提出一种条件。小提琴是无边的丝绸，温润到灵魂的边缘。法国号是满面红光的绅士，但在莫扎特那里成了忧伤沉思的散步者。我们尽可以把大提琴看成是身背行囊、在漆黑的夜里远行的男人，把竖琴看成是带有爱琴海芬芳气息的希腊女人。而巴赫的 C大调第一前奏曲里面的竖琴却是一队肃穆的僧侣。每种乐器与人之间都有天生的亲缘性。我第一次听到日本的尺八，越南的十七弦琴和印度的悉它时，并无隔膜之感。它们的音乐与它们的山川草木丝丝入扣，使人眼前有如一排东瀛或南亚居民的脸，很亲切。夏威夷有一种形似吉它的小型弦乐器“尤里克克”，材质是类似红木的寇阿相思树木，音色跳荡浪漫。“尤里克克”在夏威夷语里意为“活蹦乱跳的跳蚤”。这种柔美的“跳蚤”领我们来到椰树遮月的岸边，倾听草裙与鲜花的太平洋的心音。 　　音乐在远方。 　　人们没有办法对抗时间的顺序性。必须忍受时间的规则，一分一秒、一月一年地度过岁月，不能回避与跨越。这是人们感到生活沉闷的理由之一。音乐令人惊喜地给予我们另样的时间。在一个沉闷的下午，可以经历不同色彩的时间，它告诉听者不同的晨昏与不同的心境。1942年夏季，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的枪林弹雨里写下《第七交响曲》。8月9日，市广播乐团仅有的15名演奏员汇集到指挥依利亚斯堡的身边。这个团其他的人，不是饿死，就在掩体里面作战。当这些瘦得可怕的音乐家开始演奏《第七交响曲》的时候，他们的脸色红润了。全世界通过转播听到了乐声。人们在其中听到了什么？美国诗人桑德堡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写给肖斯塔科维奇的一封祝贺信中说： 　　“上星期日下午，在美国有千百万的人聆听了你为流血的俄罗斯所谱写的音画…… 　　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屏息注视着进行的一切。 　　你的音乐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能歌善舞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由管弦构筑的纪念碑，巍峨入云，使我们记住了那些必须记住的一切。 　　音乐在远方。 　　9月8日下午5点 　　凝望每一个地方，金色在增加，房檐的旧木熠熠生辉。秋天。 　　秋天，只有在黄昏才出现在西边的天际，这是九月。放学的孩子、鼻梁和手拎的小壶，都被勾上金色。戴墨镜的女人、士兵、卖背心和卖葡萄的人，他们顶着金色走路，眼窝很深。我坐在水磨石台阶上，一个孩子蹲着撒尿，耐心地看这股液体匆匆流向行人脚下。 　　宿雨使桑园的土地黪黑，夕阳又把它们变为金色。仰面看，万道金箭从桃树的枝叶间冲过来。好像一个人在画好了的苍翠花园的油画上，拿笔甩了许多晃眼的黄颜料。 　　秋天这么明亮，使人忧伤。谷神戴着手编的草冠，拎一束庄稼站在天边。本来可以闻到秋天的气味，从池塘、草垛、鹅的食盆，玉米胡子和子夜的大地上汇集的气味。这里却没有。 　　我突然感到，巴赫当年曾目睹过秋天突如其来的金黄，长久地沉思。我觉得这么一种景色和其中包含的上帝的语言，已显露在巴赫的作品里面。我刚刚听过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二：F大调第2协奏曲。亮晶晶的小号，优美的小提琴与雅致的长笛。它们交织缠绕，—一从水面浮起然后下潜。巴赫17世纪的传记作者施皮诺说这首协奏曲的首乐章令人想起骑士挥旗奔走，盔甲闪亮。我感到其中“闪亮”的是秋天。 　　羽管键琴和大提琴如无边的土地与森林，淳厚、缄默，双簧管和长笛细致地说出秋天的气味，光线与温度。仿佛说，在人的境遇之外存在着的永恒，静美而让人敬畏。巴赫的音乐常常浮现这一主题。尽管巴赫潦倒、暴躁，但他的音乐最为静美。 　　为了倾听管风琴家布克斯胡德的演奏，巴赫向所在的阿恩施塔特教堂请假4周，前往吕贝克。这是在1706年的10月。在路上，巴赫从北德意志的日出和日落之中获得了多少与上帝交谈的机会，天空、河流和树木向巴赫显示世界的和谐与静穆。这机会如此之多，巴赫过了16周才返回阿恩施塔特，并受到斥责。 　　从阿恩施塔特到吕贝克，距离是420公里。巴赫步行往返。 　　德国作曲家策尔特在 1827年6月向歌德谈起巴赫时说“无论你怎么把他往坏里想，巴赫仍然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一个既清晰又难以解释的奇迹！” 　　仅仅如此善走，就是一个奇迹。善走的原因是穷，巴赫雇不起马。而巴赫的音乐又是如此之好，他在魏玛的艾内斯特公爵的宫廷内担任风琴师时，写下了大量赋格、康塔塔和古钢琴作品，件件足称不朽。以至当巴赫1717年要离开时，公爵竟把他投入监狱。 　　听巴赫的 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听不到他对糟糕生活的抱怨，也听不到明晰的赞美。只有人会对生活发出赞美，如同他们报怨。在神那里只有和谐或由不和谐构成的和谐，巴赫即如此。 　　世上有一些可以跟时间抗衡的东西，古罗马竞技场、长城、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几乎不能用“风格”来限定，它永远不会过时。 　　我有时想，如果跻身人类能够占什么便宜的话，便宜之一是与巴赫等等同类，可以分享他们的创造。因为无论怎么想，牛顿与巴赫等人似乎都不应该属于这一种群。而由于什么秦始皇之流的存在，人类还是不占便宜的地方多。动物、天空、海洋和植物由于人类的存在，更是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时间像水银一样，向四外流走。而巴赫那儿也不去，成为音乐的钟乳石。夕阳的披风从桃树一点点向上提，树干的金色攒于树梢，最后暗了下来。在桑园里下棋的人，愈发俯首，手下“啪、啪”地摔响。 　　倾听 　　想起来，我的朋友们多是喜欢音乐的人，套用一句征婚启事的格式，叫“酷爱音乐”也成。正如他们原来都弄过诗。 　　不久前，与 L到邹静之家专门去听一盘匈牙利的中世纪弥撒曲，合唱。我们尚未深解其味，静之已深醉其中，眯眼望着别处，喉结微动，在心里跟着唱呢。好像丰子恺画过，在家里请客，自己先喝醉了。此曲他已听了多遍，还如此倾情。那时，我坐在静之收藏的清末红木官帽太师椅上，喝茶吃着萝卜。这盘弥撒曲唱得单纯，傻， 也就特别真诚。L听歌时，眼睛比平时亮，还大，像含着泪水又带着笑意，美丽。曲毕，静之叹曰：多好！不知是旋律好，演唱好，还是中世纪的匈牙利好。 　　在寂寞中，我度过了最近的两年，像成吉思汗说的“除了影子没有其他伴侣，除了尾巴没有其它鞭子”。每天面对默然的家具和书，有时到楼前的花园和树们一起坐坐，一如某作家所言“守望空心岁月”。这种日子的好处在于，可以日日浸溺音乐里面，从中获得想要的所有。我有时想，人要是不期然早卒，未有收听世上妙音该多么可惜。譬如《夜深沉》中京胡的富丽华瞻；《一枝花》中山东大鼓的土腥气；《孤芳自赏》里小提琴的寸弓，麦苗似的；《图画展览会》之“基辅大门”；《叹颜回》的断弦效果；《懒画眉》坝的口唇气流的熨帖。多了，满天星斗。再想，假如巴赫、柴科夫斯基、格里格等大师不出生怎么办？此念一生，不禁愀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感谢大师！如果他们在沈阳，我每天站在大师路过的地方脱帽行注目礼。某夜友人 D来电话谈听过拉赫玛尼诺夫的“钟声”的感受，却欲说又体。音乐就这样，永远高于语言。人感动了，又为这种感动而语塞，此乃静之说的“多好！”，生活多好，世界多好，多好多好。在岁月中，我们带着各自的弱点活在世上，父母早就不管了，咱们就像底片一样在音乐的圣水里慢慢漂洗吧，渐渐清晰。有一次，我到体育学院田径场，准备跑每周一次的五千米——12圈半。空旷的台阶罗列，神秘如坐满隐形人，主席台上鸽子起落，那儿有米吗？我心中突然响起了苏佩的《轻骑兵》序曲，同时想起了父亲。父亲驼背，勉力抬着头在赤峰的小街缓行，脸冻红了。他年轻时多英俊，眼睛——腰，像金钱豹一般警觉矫健。在后面的慢板里，我感到一群静穆的古希腊人错落立于山坡，肩头垂下西藏喇嘛那种绛紫大禁，仁者、贤者、尊者，风吹他们，忽拉忽拉的。我心一软，蹲下了。却看到草芽已在早春探出脑袋，兴致勃勃张望。我把头低到草芽的高度，一看，地表什么玩意儿袅袅上升，透明，这是阳气，后悔没带塑料袋，贴地皮灌点回去呼吸。 　　朋友相聚，十年前在谈文学。五年前喝酒。现在说着就到音乐以及健身上啦。老了，没力量爱姑娘也没力量爱钱，就爱旋律吧，钻进音乐的被窝里充无赖小儿，挺好。 　　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一句振奋人心的格言：声色犬马，从“声”开始。太对了，声永远高于色犬马。他认为，古人不愧为古人，很早就懂享受，首先倾听。也怪，古人没有英国音箱和CD，没听过《阿姐鼓》，马勒，不知道卡雷拉斯把歌剧《托斯卡》 的“星光灿烂” 唱得你脑海宽广，星星如蝴蝶轻落指尖，令人屏息，却说出“声色犬马”这么高明的话，比“饮食男女”更合人心。享受这东西是好臣，人一老，它就离你远去，吃不动，喝不动，更无法踢足球。音乐不是，伴你终生的忠诚，从摇篮至墓地，从不抛弃你。 　　《吴门琴韵》有一曲“捣衣”，古香古色，听过让人抄手仰望南山，悟出什么勾心斗角尚不及小孩滋尿研泥为丸来得有趣。音乐让人又天真又美丽，《金刚经》第十四品句云：“深解义趣，涕泪悲泣。”此哭是喜极而泣，乍窥佛法之后天上的欢喜。音乐也让人悲欣交集，身上毒素随泪水出去了，面有安详清净之美。而不是由于倾轧、猜忌、畏葸、恐惧、装傻、斗狠而形成的尽管奸诈仍然愚蠢的脸。林肯说“四十岁以后的人要为自己的脸负责”就是这意思，人会由于心计而丑而美。我对职业的最大梦想是在交响乐团当一名敲三角铁的，其它乐器咱们来不了。但敲三角铁也不得了，偶尔“当”一下，也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虽南面王不易。我梦想到——费城？柏林？芝加哥的——交响乐团当门房、仆役、擦皮鞋的，如白石老人印日“青藤门下走狗”，天天偷听他们排练。听到赫伯特·冯·卡拉扬用指挥棒“啪啪”敲曲谱，生气地说：“小提琴再美点！”我听后一怔，继续偷听。晚年将向孙子重孙子们描述卡大师风采如何如何，像齐如山当年讲梅老板。我设想建立一个机制，人死后闯王爷（老干部由马克思）审查，问你这辈子听过什么音乐？没怎么听的死者，一律不许死，回去！阎王爷或马克思严厉地训他们。死者说，您看我们这么大岁数，身体也不好，放行得了。不行！阎老马老说，重活三年，好好听音乐。这些人回到阳界，第一句话就是：“放音乐。”CD，磁带，买了一堆。听了一年，他们说，唉，咱们真是白活啊，怨不得人家不批准咱们死呢。第二年，他们已经年轻，搞黄昏恋。第三年，纷纷给阎马二老含泪写信，不去了，我们爱乐，一心活着。 　　多好。 　　唯一的桔子唯一的灯 　　有一次，我从北陵大街经过一座桥回家。在桥上，偶然发现一个生动的场面：拓宽的河堤上，新鲜的黄土堆出阔大的斜坡，一个橙色的圆点从上面缓缓下移。那时是暮冬，在铅云与枯树的背景下，黄土以及上面的桔红非常抢眼。仔细看，才知这是一个穿橙色衣裤的孩子在堤坝滑行。 　　我很感动，好像体味到一种深远的寓意。想了想，又好像见过这场面。一路上，回忆在哪里见过此景：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没有。于是我很奇怪，记忆似乎又与什么东西窜笼了。 　　那天随手闲翻一本油画集，有幅画差点让我跳起来。 　　《唯一的桔子唯一的灯》，作者是奥地利的依贡·席勒。这是一幅铅笔水彩。 　　画面简洁。床、墙壁与门都未敷色，淡黄调子。在赫石色的衬布上放一只桔子。席勒将这只桔子诗意地称为“灯”。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曾感叹作者的内心多么岑寂、珍惜着来自外界那管是一点点的温暖。这种感受进入记忆之后，竟然一直活跃着。它一旦与生活实景的相似场面一遇时，就跳出来，如北陵大街桥头的一幕。我在桥头看到缓缓下移的橙衣小孩，心里也生出无端的伤感，仿佛替这孩子的寂寞忧伤。可见艺术品潜入人心的时候，场面中夹带着情感，不同于实景。 　　席勒短命，不到30岁便迈入天国。他是表现主义鼻祖克里姆特的学生。席勒具有卓越的线描才能。他笔下的人或物一反克里姆特的唯美，线条在惊人的准确中艰涩、打结、抖颤。表现人物的手与脸时尤如此，活划出人心深处的焦虑。也许是维也纳心理学派的影响，席勒比其他画家更逼真地反映出人类具有神经症特征的内心惊惧。席勒又是一个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画家。正如克里姆特深浸于日本的浮世绘，席勒笔下偶而会有中国画的意味，他的《带金钟花的李树》与《向日癸》（布上油画，1909）画面上可以看出朱耷的意味与张力。当然，在澹泊宁静的中国画的领地里，席勒只是身影一闪的旅人。他的内心太不平静了，与东土的笔墨意味并不相容。席勒以粗放的绘画语言真率表达的敏感与困惑，让观众久久不能平静。在《唯一的桔子唯一的灯》里面，你可以感到那只桔子在呼吸。它渴望过，憧憬过，哭泣过；像他纯真美丽的妻子伊迪丝。 　　翻画时，我对未来寄寓过一个幻想，希望有一天会遇到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把这幅《唯一的桔子唯一的灯》送给他，说当年的感想。那时我已衰老，而他健壮年轻。这人拿着画惊讶地说：“是吗？当年会有这样的事情……” 　　生活所以值得留恋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能够挽留并重温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梦。 　　用一把皮镰收割 　　与战争有关的歌曲，颂扬多于反对，就我接触而言如此。人在抽象的道义上反战，但歌曲几乎都在颂扬战争。这是社会价值与文化之间产生的乖张之处之一。所谓颂扬战争的歌曲，大多是通过歌颂英雄主义来表明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雄壮豪迈是其特色。反战的歌曲较少，它也不是直接反战，其中主题必然有与死亡相对立的爱情，比战争更感人。 　　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是四种芳香植物，它们穿插在《斯卡波罗集市》的歌词里。在海边，山坡上的几片草叶，滑下银色的露珠，像眼泪一样落在坟墓上。年青士兵就在咸味的泪水与大海之间擦试着枪。 　　这是歌词的意境。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反复穿插其中。它似乎与什么都没有关系，像远处按时传来的钟声。芳香总是传得很远，超越坟场、庄稼和村庄。尤其是山野的芳香。 　　《斯卡波罗集市》是奥斯卡获奖影片《毕业生》的插曲之一，由保罗·西蒙和加丰科合唱。乐曲的旋律像一株开着紫色牵牛花的藤蔓，蜿蜒着从耳边爬进心底。在吉它的伴奏下，两人的咏唱低回不已，像追忆一种消失的珍贵之物。 　　“你去过斯卡波罗集市吗？ 　　请代我向那里的一位姑娘问好， 　　让她为我做一件亚麻布的上衣， 　　上面不要缝口，别用针线……” 　　保罗·西蒙和加丰科用喉音包括假声，沉思性地演唱。与其说演唱，不如说在回忆。他们努力回忆一件旧事。这时，PARSLEYSAGE ROSEMARY AND THYME不断闪现。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旧事愈忆愈远，心中只剩下花草的气息，环绕身旁。 　　在绿林深处的山岗上， 　　那里白雪封顶，泥土深褐。 　　雀儿相互追逐。 　　山是山的儿子的地毯与呼唤。 　　世上最珍贵的，莫过于人的生命。它永远比战争珍贵。如果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最容易失去的是什么？不是弹药与辎重，而是年轻人的生命。再提一个问题：世间最容易忘记的是什么？是战争中阵亡的人们，不管他属于作战的哪一方。 　　因此，保罗·西蒙和加丰科演唱得这样珍重，回忆是一次心灵的长跑，竞赛场上孤零零的只有一个人。当一个人的泪水遮住视线时，歌声会如此风神迷离。 　　歌声唱到： 　　让她用一把皮镰收割 　　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 　　把收割的石楠扎成一束。 　　加丰科则在上段歌词的间歇唱道： 　　猩红的子弹在战火里呼喊 　　将军下令麾下的士兵屠戮 　　为了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而战 　　在静夜里听这首根据17世纪英国民谣改编的歌，很快，身边堆满了一束束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如果明天晴好，就该把它们放在山坡上无名战士的坟前。 　　腾格尔歌曲写意 　　夏季在蒙古高原是老天爷用力科开的长长的绿绸子，从巴丹吉林到敖嫩古雅。这么长，如从楼兰古国到高句丽，备上九匹好马也要跑上二个月。老天爷另外一块用力抖开的绸子是冬天，白色的。 　　蒙古人在起伏的绿绸上行走，他们惯于骑马，一走路就像鸭子那样摇摇摆摆的，背手眯眼。在这样的土地上走，炊烟里必有牛粪的气味，榆木桩子拴着沉思状的紫骝马，牛群在雨后的草滩上走过，蹄印里汪着积水。这里没有路，只存勒勒车的两道辙印。人的前胸和后背都是无语苍凉的草原。太阳从银灰的云层偶一露头，远处有一块草地便绿得耀眼，金色在草叶上急速爬过，木久淡化了。起风的时候，空气透明，革浪像骨牌一样向同一方向倒伏，让风的部队快速潜行。 　　这时，黯绿的草色逼入眼里，似有悲抑。但如此辽远的无地似又不容仁者啼哭，所有的景物无不沉实厚重。置身此地，蒙古人感到心里涌动悠长的情绪，张口让它出来，便成牧歌。 　　牧歌宛如情歌，无不极尽委婉。这是许多话也说不尽的曲折。情感一物，在尽境已无话可说了，这样就有汉人在京剧中的拖腔与蒙古人在牧歌中的长调。长调，像族人在背上的行囊中装进尽可能多的什物，又像魔术师从口袋中拽出无穷尽的彩带。 　　就这样，蒙古人在目光望不到边的草原生活，无论走累了坐下歇息，无论伫望，无论宴筵征战远徙祷祝，心里总要遇到一首歌。蒙古民歌俯仰皆是，一旗编有《蒙古民歌三百首》，一盟编有《蒙古民歌三千首》，然而千万何止。 　　刚刚听到蒙古民歌的人，听出悠远，是第一楼台。听出蒙古民歌的苍凉悲抑，乃第二楼台。在第三重境界，会听到蒙古人的心肠多么柔软，像绸子一样柔软。粗糙的北地，像一块磨石，把人的筋骨磨硬，心肠磨软了。这就是蒙古。因此，他们会把更好的肉食和奶食送给借宿的路人。 　　在蒙古民歌中，那些用手指和心灵摩挲得最好的佛珠，是《达那巴拉》、《诺恩吉亚》、《云良》、《嘎达梅林》、《小黄马》、《达古拉》《金珠尔玛》。依气功说，这些歌的信息能量太丰富太辽远了。像这样的好歌，还可以像百科全书一样列下去。 　　这时需要一位歌者，贯历史而达现今，如油然之云把歌中的含金量沛然化雨，一泻而出。那么在大师级的歌王哈扎布、朝鲁、宝音德力格尔之后，在马头琴王齐·宝力高之后，在卓越的歌唱家牧兰、拉苏荣、金花之后，在世界公认的作曲家通福、美丽其格和最早的电子音乐家图力古尔之后，漫漫地平线上的巨星是腾格尔。 　　腾格尔的意思是“天”，蒙古人没有几人如此作名。但腾格尔称名不妨。天者辽远无碍，又具王者之尊。腾格尔是鄂尔多斯人，他们俱是成吉思汗的守陵人，几百年中如贵族一样沉溺歌舞之中，不必劳作，也不是包勒（奴隶）。腾格尔有福了，生在鄂尔多斯，幼时随祖母放羊，领会草原襟抱，及长入歌舞团而后考入音乐学院学作曲，定居京华而下派宁夏锻炼，终于崛起。他由民族而升腾，非个人能力所及也，这是他与流行歌手最大的区别。人若成器，后腰须有支撑。台港两巷支撑、情郎妹子支撑、政治口号支撑，均不如有一个强韧的民族和苍凉的天地来支撑。因此，腾格尔有福了。用蒙古语说，他“Baoyuntie”。 　　听腾格尔的歌，像在饮牛的水洼前捧水泼在脸上，像在沙粒迎面的大风中前行。有暗夜饮醪的热肠感受，是长歌当哭的抒纾。当烈酒辣过喉咙的时候，当男人宽温的手放在女人背上的时候，当目睹落日悲壮的时候，去听腾格尔的歌罢。 　　在西瓦窑看二人转 　　西瓦窑那边的天上，云彩像耕过了一样，一片一片的，薄厚都差不多，月亮光就从云彩片中间的缝里露出来。这么说，天空又像大灯笼，月亮是金黄的大火苗，烛身看不见隐没于夜的丝绒。如果你把天想像为圆的，叫天空则不准确，而是天堂或天膛。 　　我们去西瓦窑看二人转。我，你已经知道了，“们”是那些人，包括刁斗。刚才，他们还在说本土作家，博尔赫斯什么的。许多人喜欢说博尔赫斯，博——这个名字语感好，贝多芬也是“B”打头，卡夫卡和昆德拉是“K”打头，都好听，元音。早晨在树林练声，深吸一口气，呔！昆德拉，身上的灰尘包括耳垢均可震落。会上有人说，晚上看二人转吧。“们”懒懒的。又说，那玩意其实挺淫荡的。还懒懒的。在没有妓院的时代，淫荡是在眼里，看。现在……那个《列宁在一九一八》坐包厢看一帮女天鹅间或抬白腿的家伙，厌恶地向手拿软帽躬腰的探子说，这不算新闻……淫荡算什么新闻？ 　　这班人还是去了，云彩和月亮在天上打格，我们踩着麻布似的水泥地，还没抹第二遍。剧场容四、五十人。经典的二人转场地是东北民居，观众坐在长长的大坑上，演员在地下跳跃作耍，因此又叫“地蹦蹦”。现在则台上台下了。开演前剧场一片胡琴的“滋嘎”之音，对弦，5252，像英国人在说“对不起”。琴师左手一紧弦轴，如骑手挽缰，琴声尖到了嗓子眼，而板胡尖得像锥子，放出金属的光芒。烟卷儿叼在琴师嘴角，他坐在台例明晃晃的大汽灯下对弦，背倚的柱子有对联“看古人看今人……”，我也记不住，字写得特难看，句子像绕口令似的。琴师被嘴角的烟雾呛得眯起一只眼，很有一点二流子式的沧桑感。 　　昨天一只橙色的甲虫飞落在我家音箱挥黑的纱罩上，对比鲜明，而甲虫的橙色上又有14个黑点，我数过了。它爬得很慢，纱罩的孔隙对伊的六足而言，个个陷阱，要跨大步踩准了走，像我童年在铁道的枕木上蹦行。我很快便起了一个坏主意，放柴科夫斯基“1812”序曲，其中三声炮响必把你小玩偶弹至对面墙壁。我第一次听这张CD的时候，吓得忘记把吸进肚里的气吐出来，咚！之后，你感到什么东西正飘落下来，土块、破旗和灰驴的后腿，不禁仰面。咚！身体缩紧，像阿 Q等挨揍一样，最后，咚。总之我吓够呛，而胸膛挤满了一群蓄泪而视的悲壮的面孔们。前不久在圣彼得堡建城纪念的广场音乐会上，一排加农炮在“1812”序曲里昂首怒放，俄罗斯人凝视着蓝天倾听。后来我接一个电话，甲虫飞走了。说这个的原因是在西瓦窑的晚上，曾有一只甲虫落在我的袖子上，我想对它讲有一只甲虫差点被柴科夫斯基的大炮震死的故事。上一个礼拜，我坐在皇太极陵前隆恩寺的汉白玉石阶上，三五个甲虫陆续落在我身上，它们一点也不记仇。甲虫的翅膀大约是双层的，像有人家的窗帘，在金丝绒里面又衬一层纱的。我很想摩挲它们，如果它们再大一点并有柔软的毛，在整个清朝皇室的人里面，我只喜欢一个人，即康熙的奶奶，她和她的丈夫皇太极合葬于此。她是蒙古人，刚毅、善良。西瓦窑的甲虫在胡琴的“滋嘎滋嘎”和电子琴（也有电子琴了）的和弦“ 1351246”之间左环右绕，其轨迹像潦草的手写体字母。它们不怕烟熏。烟草的白雾从农民观众黑洞洞的嘴和鼻孔里喷出来。那天我看完二人转回来，外衣、衬衣甚至钮扣上都是烟味。在开演前，所有乐器次序发声，像不同的牲口一起喊叫。 　　我们被认出来不是惯常的农民，我们说自己是民工。老板娘冷笑，看你们瓜子儿嗑得多慢。在四元钱的票里赠一包瓜子儿和一大白搪瓷缸的茶水。我们左右的看客，不论老幼，口唇飞努白花花的瓜子儿皮像小磨上的豆浆一样从嘴角纷纷落下，眼珠滴溜溜遍扫全场。只有赏玩百场二人转，方可把牙的嗑力，舌头迅速吞吐籽与皮的搅拌力以及下巴努来努去的圆柔性练好。老板娘管我们叫“大学老师”。这里的农民趁钱，穿着奢华，因此从外表上看不出孰贵孰贱。所谓“大学老师”的含义是：城里与知识界的。如果称你是领导，显见你没有那种骄横，叫“师傅”又怠慢了，就大学老师吧。瓜籽嗑得慢，而眼睛又好奇地长时间盯着一样东西看，譬如瘸子手里那支唢呐。 　　没想到西瓦窑村离城里这么近。走环城路经过辽宁教育学院、工会大厦这些高大的建筑后，顺鸭绿江街稍向北走，已是西瓦窑村。想不到农村党像隔壁的一个熟人一样离我们这么近。而我们像一枚硬币，在地上滚着进了箱子底下，来到农村。沈阳大得惊人，从任何一个角度驾车穿越都需要一个多小时。而西瓦窑村出现时，看着像回到了50年代。菜地上面的蝴蝶蹁跹，电线高耸入云，电线杆由复杂的铁架子组成，像我童年用纸叠的裤子的形状，而这种电线也如同穿山越岭从祖国的边疆例如黑龙江而来。在你脚边上有新鲜的马粪，像一包摔散了馆的糟子糕。村民富得已经很傲慢了，决不怜悯城里下岗的穷人。他们穿着考究的西服，抿紧了怀，蹲在污水沟边上晒太阳。 　　这个村子被新修的大二环劈开了，对路面而言，房屋都在湿润的黄土层的高处。有的房子只拆了半间，空荡荡的对着路面，如话剧舞台那种敞开的房子。有一栋长长的牛舍，山墙被拆掉了。许多午在路旁的高高的没有墙的房里吃草，看着很古怪，像劈开的一节车厢。这里工厂少，有一家电梯厂。这个厂几乎天天训练工人向右转，还有齐步走的分解动作。一些军国主义病的企业家喜欢让一群人在他的口令下做毫无意义的整齐的动作。他每喊一声，那些人都立刻做同一动作。大二环的路面真宽，墨黑的柏油路面无一车痕。走在这么新的路上，我很珍惜，怕把它踩脏了。远处的轧路机黄得鲜艳，使路面显著更黑。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标语说：修好大二环，挺进浑河南。那么到浑河南干什么去？我也不知道。 　　演出刚开始，两个男女上台，妆化得宛如脸谱，使人们并不知谁在演出。既然有妆“挡着”，就不妨把生活中最唐突可耻的东西让这个脸谱表演出来。而演员戴在“妆”后面的真脸也正贪婪地观看在色情表演面前忘情的人们。“哥哥”穿黄底红花蝙蝠衫和肥腿裤，紧袖瘦腿，戴缀一只绒球的如瘪口袋样的小帽，洋小丑样子。“妹妹”实际年龄约40岁，着粉红古妆，乳房奇大。她表情是天真的，眼睛无知地凝视前方，嘴半张着，我疑心她已经看到了衬在蓝天下的金黄麦秸垛，北方的景色。当“哥哥”和她边扭边唱，手顺腰升，已然把握乳房并引起观众惊喜时，“妹妹”才缓过神来，更引人怜爱地问“哥哥”，你这是干啥呀？底下的观众满意唏嘘。在“哥哥”手上的戏发生之前，他们唱的是一首关于香港回归的歌。傻妞，在台上已经显出效果。在性的情境中，如果女主角是一个傻子，这几乎令人无比开心而且笑料无穷。试问天下谁不懂性，偏偏台上的傻女人不懂，仍半张着嘴，看前方虚无之景，观众几乎绝倒。他们比鲁迅小说《肥皂》围观贫女设想将她“咯吱咯吱洗一遍”且“好得很哩”的光棍更兴奋。这种情绪是一把无形的野火，把场子烧过了，人们的脸发亮，“哥哥”越发眉飞色舞，“妹妹”继续天真。一般说性在电视书籍和公众话语里至多展示一鳞一爪，而高峰部分──假设性爱是性的高峰——从来都是由人的想象来完成，正如你个人的性由你自己在私人空间完成。不应该指望它在公众空间，譬如在剧场获得或演示。而二人转将它一古脑端了出来，让人恍然感到二千年“男女之大防”的封建道德到底有没有作用呢？你如果不惊讶剧情的淫荡，也会惊讶观众在这种剧情面前的坦然。发髻梳得宛如嫦娥的“妹妹”翘兰花指有板有眼地唱一段关于小姐在后花园盼望郎君的故事时，男演员在她身后像强盗似地模拟性动作，像偷一件东西，并喃喃自语。观众哄堂大笑，像原谅他的卑俗，同时饶有兴味地倾听那个浑然不觉的女演员用唱词对瑶台花草的文绉绉的描写。置身这样情境里，你无法中立。假装斯文显得可耻。连大姑娘都托着粉腮在烟草的浓臭气味里忘情地观赏。在这间剧场里，性，在被嘲弄被艳慕被烹饪成为一盘赤裸裸的全羊，你盯着它并吃下它的时候，同时咽下了对人类的沮丧。我也许虚伪惯了，或者说被文化管制虚伪了。虚伪是和道德无关的在公众场合对性的坦然程度的检测。但在这样的场合你被兜头打了一棒：除了性，你还是什么？你还要什么？我原来以为，性器官是人的一种附庸，一般说它只在特殊场合才被记起，虽然它奇怪地随人走南闯北。在这里，人反过来成了性器官的一种附庸，是它们的架子或设备。“妹妹”手疾眼快，一把伸进“哥哥”裤裆，掏出一根一尺多长刷红油的擀面仗，哗然。一本书，竟然还有书，没看清封面。一根弯曲的系着线绳的克拉古斯香肠，他们分吃了香肠，然后站着，对观众笑，喘气。看到演员的坦然和观众的坦然，我感到全场只我一个罪人。人原来是一群被性赶来赶去的动物，如果把他们的表演看作是一种寓言的话。如果剥离人的性，他可能会是空虚的，会更丑。一个没有性的人不会比没有性信息的蜜蜂和蚂蚁更美。二人转把观众一律看成是性的匮乏者，像在严冬的暗夜里开性粥棚的善人，把淫词浪曲大把扔，扔出去。他们被在魂儿画的脂粉后面进扭边看这帮人用眼睛里的舌头仰面飞舔一片又一片泼过来的“粥”。去掉人的尊严有几种方法，除了酷刑吊打使其告饶如猪狗外集体介入性也是一种方法。人在这时候会换上一种奇怪的表情，也就是表情停留于一点不动了，我疑心这里由于血液不再上行于脸面澎湃于下端的缘故。这时，人也如猪狗，表情是一致的，正如我们看到猪狗的表情同出一辙。台上男女扭了一阵后，指着手帕对白。男：你是干啥的？女：我是处女（她把“处”说的像喷酒气一样，充满挪揄）。男：啥叫处女？女：没开苞的。……观众的嘴微咧着，准备迎接对话中将要产生的惊喜。男：开苞？咋开呀？女：回去问你妈就明白了。笑声。他们的对话像走一根淫荡的钢丝绳，不知谁会掉下来。刚才这个男的被噎得一愣。继续说下去或恶毒地詈骂都是吾民所喜欢的。笑声激发了演员的情绪。男：咱们接着研究你那个“苞”的事。女（娇羞）：嗯哪。男：你咋证明你是处女？女：可以试验。男：当场试验？女：嗯哪。男：这就试验？女：嗯哪。男的似乎被女人的纯洁吓住了，进退两难，观众有人喊：试验！试验！女的连眼都不眨了，益发白壁无瑕。男的解腰带，似乎遇到了麻烦，又拽又扯。此时台侧有一光头丑面老汉蹀躞而出，抱女的腿，哀告：妈，我饿啦！男的不解腰带，怒斥“处女”，你他妈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处女呢！“处女”脸浮忧患，显示母亲艰辛，脱一只绣花鞋批光头老汉面颊，你小王八犊子，找你哥玩儿去！ 　　如此不亦现代主义乎？我不知那些穿西服诠释现代主义的大师们是否允许这样说。二人转的男女在一个猥亵的话题中引人进入“险境”之时，又颠覆它，把它的意义抽干。这些农民出身的演员比专家还知道性的虚无，这件似乎最有兴味的事情实际是寡淡，颠覆它。当你看到“处女”的儿子——满脸皱纹的黑瘦愁苦的老汉时，真要啼笑皆非了。中国的另一样不许碰的东西：伦常，在这里又成了攻击性的家伙什。一个分明是你爹样的丑汉，怎么是你儿子？正如那男演员愤慨诘问：你咋生出来的！观众和男的一起想像黄脖子大粉脸的“处女”怎样分娩这又老又丑的儿子。男演员在台上环行艰涩的八卦步，眼睛死死盯着“处女”的臀，思考“怎么生出来的”。 　　像文人喜欢颂扬性的神圣一样，农民喜欢诋毁性的不堪，那男的转圈考察“怎么生出来的”时，无异于看一头牛。性，永远是空虚的，像永远打不满气的皮球，它总是在快饱满时泄气。表演者了解人对性的匾乏，也了解人的餍足。这场人里面，谁是真正的旷夫怨女？这时代已经没有旷夫怨女？即使是修大二环的贫困山村的民工，也能找到几十块钱的妓女。当然她们不是富足傲慢的西瓦窑村的女人，而是经济能力和姿色与民工相匹敌的另一些人。譬如当过肮脏小饭店服务员的村姑，暂时找不到工作，甚至付不起三元一宿通铺的宿费。我发现场内有一两个妓女，和西瓦窑村的农民一起满意地看台上的这一通胡闹。妓女对黄色的插科打诨最无兴趣，她们只是无处可去。她们和演员一样明白，性实际最没有意思，但攻击它唾骂它践踏它很有意思，至少和劣质香烟嗑瓜子儿啜一点颜色也没有的茶水配套，西瓦窑的夜晚不妨如此。我们集体感到了当一个人其实也很可耻，至少动物们不用性开各种猥亵的玩笑。动物在性方面似乎比人体面。体面在这里的含义是郑重，动物把这件事当作一件事来做，而不是亵玩。它们的起跑线上写着“欲望”，终点写着“繁殖”。动物几乎没有与吃和繁殖无关的欲望。它们的道德手册上写着：世上没有不生育的交配，那是可耻的。人，刚好是动物所瞧不起的一个物种。在自然的法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法则是造物主对动物发情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发情期之外的动物是斯文的，它们雌雄相守，淡泊明志，在草原、山岗。天空和丛林里，不发情的动物们可爱地装点着世界，很宁静。因此，牛即使被组织起来观看由牛表演的色情演出，有的也会愤怒，认为这是侮辱。而多数牛沉默着，没有笑声和骚动。而人——人太脆弱了，他们的肺活量低，冠状动脉只有三条，肾上腺素分泌量过小——从生物学的道理上说很容易灭绝。上帝狠了狠心，没把他们发情的圈门关严，人进入成年后，常年情欲澎湃。思考和情欲使这个物种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多，上帝当初担心人类很快湮没在洪荒里。以人的奔跑速度、肌肉耐力、视力、听觉和免疫能力（想一想，苍蝇的抗病能力多强）来说，他是低能的，但思考和情欲救了他，虽然这两点亦是人与人仇恨的原因。如果在上帝那里，一秒钟相当人间的一百年，一旦有时间回顾这件事，上帝也许要后悔。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核大战以及“文革”一类的事情让上帝不解。同时，上帝忘记了紧一紧人类的羞耻心。这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正坐在西瓦窑村一个破烂剧场里放肆嘻笑，其中有我。我坐在靠东一面第二排，被吊在墙上的音箱震得发呆。台上，那男人踮脚尖鸟瞰女的乳峰，女的将两手的红帕拧成花，咧着大嘴疯扭，发现男人的行径，掌嘴！男人却掏进她怀里，扯出一条枕巾，“伊”的左乳瘪了下来，原来是假的。 　　现在秋天了。沈阳灰蒙蒙的天空已经蓝了一个月，像天天都有人擦。窗前的柳树和桃树的叶子，瘦瘦地收束一条，等着落。早上，马路牙子两旁，堆积着沙滩似的黄叶，像被海水冲过来的。树叶很厚，若有猫狗钻入，也可微温地睡觉。扫街人忙着把黄叶运走烧了，可惜，我还没有在上面刷刷走一遭。院子里举目俱是白菜。白菜齐齐地站在楼角，绿叶向上，像仪仗队等你走过行注目礼。白菜的气味（刚才我特意下楼再闻一遍白菜的气味）飘在家属院的上空，那是青草拌枫树糖的气味。百分之九十的青草味，上飘。百分之十的枫树糖，下坠。清纯的一点点甜。这么少的甜味，让人引颈深嗅，到处找它。大自然不干过分的事情。在自然界，没有那种香得让你鼻粘膜痉挛的东西，没有。人却常常陷入如此境地，他们没时间品味气味的朴素高雅。在密密的白菜的仪仗队面前，我走过时有些踟蹰，它们太客气了。我要到哪里去呢？实际无处可走，在街上看了看落叶便返。在家里，我把于右任的字帖张于壁上，命令自己瞠目以对，省下了手里的懒，眼与心与字的笔势起舞。这套字帖是家春大哥送我。“君少慧，年十二诵九经、史记、汉书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时喜雕刻，父怒、辄榜笞至流血，然愈爱重。君从成都吕翼文学，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此为大将军邹容墓表，于右任腕力非凡，如按发舞剑，大醉恸哭。我瞠目视之，时间长了，如入白绸阵中，听到了歌唱，看到小儿习拳和溪水争位。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譬如拿起“于右任书彭仲翔墓志铭”时，耳边还是西瓦窑村二人转的尖脆的板胡和沙哑的唱腔。这很可恼。我试图摆脱它们。“一个留鸳鸯胡子的大汉拿来灯泡，那穿短裙的美女一碰，灯就亮了”。这是东山魁夷写的《在丹麦的森林里》。我不知什么是鸳鸯胡子，是否如腓特烈大帝一世那种？其时，二人转的调还在我脑子绕来绕去，仿佛这是它跑马拉松的操场。 　　一般说，打情骂俏乃至动手动脚只是二人转唱腔与唱腔之间的过渡和花絮，而唱腔不妨是无比庄重的，其内容可以包括精忠报国和人道主义。这和刚刚谈过性的话题没什么不妥帖，如同鹿脯和野鸡煮在一个锅里没什么不妥一样，老百姓叫串味。教化是二人转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封建糟粕”通过二人转艺人的传播，扎根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人的心田。否则，他们要继续蒙昧下去，缺乏其它得到文化的通道。在东北，当九月的麦子上场之后，所有的农活都被干完了，农民可以把一个懒腰伸到明年四月。这么漫长的时光，除了赌博、串门、睡觉之外，听二人转是上好的享受和耗去时光的一块磨石。二人转所唱的孝、仁义、信、忠与恕和关里富于诗书传统的乡间一样，笼罩在儒家威重的云朵之下，一句话，这是中国人的秩序。东北人，这些逃荒者甚至罪犯的后裔，野性的血管比谁都粗，放肆于蛮天荒地，却也在孔夫子阴郁的塑像前垂下了表示臣服的眼帘，这个从山东老家跟随而至的礼教，是他们唯一的神祉。如果他们再没有一个偶像管束，世上就没有可以敬可以惧的事情，那会很痛苦，空荡荡的心灵倘若什么也不怕，甚至会丧失勇敢，因为同时也丧失了激励。然而，性不妨在忠孝节义之间穿行嬉戏，人们笑嘻嘻地观看性和礼教的揖让补充。这一方面出于中国人虚伪的天性，惯于将圣徒和魔鬼置于一炉。另一方面，表明边民们并不真相信神，在神学体系里，孔夫子也不是神，只是圣人而不是上帝。中国神学体系中的玉皇大帝应该是上帝，但只是名誉神祉，如议会国家的女皇。他们没有黑龙江彼岸那个民族至尊至圣无所不在的东正教的圣父、圣母和圣子。同时，对边民来说，性虽然可以放松地从二人转艺人嘴里滚滚而出，但生活中并非如此。东北的高粱地虽然广阔无边，但并未给几人提供通奸的庇护。性，如同地富的那根微不可辨的弦，不是谁都可以碰的，尤其在农村。它的另一端是财产、社会地位、家庭关系。舆论、仇杀和血，主要是腐朽但远未死去的礼教。因此，性只畅行于人们的嘴头上，所有民族似乎都容忍戏子伶人吐露唐突之语，包括汉武帝和东方朔。对苦难的东北移民来说二人转里面的生机勃勃的性，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慰藉。穷人靠性取暖。 　　“迎风胸，杨柳腰，轻抬慢落水上漂。”这是秧歌以及二人转等东北舞蹈的艺诀。他们的身体像暗碳钢质簧片的面条儿一样，刚柔兼济，欲前又后，左挪右移，泄露万种风情。所谓“轻抬慢落”是未有电影慢镜头之前的慢镜头，手足上端像端起一笸箩柔云，膝肘下落是落在棉花垛里。这种柔如千足之虫的软蠕，一段段阐示着心体的美，东北话称之为“浪”。如盖叫天称：“练出浑身的美术，才叫文采。”一对男女鲜活的身体像大师傅手下的面团一样，扭来扭去，虽藏戏装之内，却已淋漓而出。在腰的躲闪之下，乳房飞颤，而双腿杂踏莲花。在“扭得浪”时，艺人的肩、胸、腰、臂各呈浑圆滚动之态，仿佛寺衫而出。而锣鼓声愈发骤急，两人的双腿似乎飞钻入地，急急踢踏。这时女的突然叫停，乐队哑默。“你那干啥呢？”女的玉手一指男的胯下。“你干啥呀，”男的茫然。“没干啥，滴里当啷乱晃”，女的佯怒。男的仍不解，看自己下身。“哪有滴里当嘟的东西？”女的掩脸佯羞，声小，“大头朝下的。”男的无神呆视观众，表示未解。观众已叽叽嘎嘎骚动，有的叔嫂之间已经用膀子互相抗，借着这个情境彼此调戏谩骂。台上拉板胡的弯腰拾东西，脑袋儿近地面。男的忽悟，指拉板胡的脑袋：“这玩意大头朝下。”众笑。女的厉声把话头扯回来，“说哪儿去了，这个大头朝下，滴里当脚乱晃”。她用扇子指男的腰带垂下的半尺彩绸。将话题迅捷导人“黄嗑”里面，是一种泼辣。而翻掌收回话题，反令观众陷入黄色的沼泽地里，谁说二人转艺人缺少机智？性和智力又在一起汇合，陶醉着黑土地上的老老少少。在场里我看到好几个大姑娘看戏，当台上的内容“黄”到极致时，如果我是大姑娘，也许不敢抬头，但她们的表情和笑意十分平静，眼神则更亮，饱满的脸颊绯红，像贴近火炉烤的。戏剧的秘密之一在于可以大声说出人生的禁忌和隐情，像同样可以说出光荣与罪恶一样。三五个观众，一块场地，特别是当一个人用一种角色的身份来叙述时，少女也可以以安之若素地倾听男女性器官的知识及废话，这一切被假定为剧场，也就是一个全方位述说的地方。粉墨之妆与红衫绿袖强化了这种虚拟，把表演与观看分别开来，肯定了人们倾听与观看的合法性。因此，淫词浪调不趁此机会滔滔而出，难道还会犹豫吗？如果说二人转剧场是一条暗河的话，交织涌动的是每一个到场者的欲望之水，从他们潜意识的下水道里排出并升华。散场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均很满意。这不仅仅由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听到了一些色情故事。从妓院出来的人，表情不见得满意，多半疲倦。只有文艺能让人满意，它把人的各种欲望或情绪像抬掇旧衣服一样一件件扔出来，又重新装进每个人的内心——这个旧箱子——里面去，轻松感和充实感并存其间。兽性像月夜下的一只只阴冷俊美的猞猁从观众的心里陆续爬出徜徉，然后再爬回去。人们不知道它又回到心中，感到摆脱它之后的崇高。兽性不光是性，还有罪恶的攻讦咒骂，二人转演员的口头禅差不多就是“操你个妈的。”这种粗口像狗吠，一声高过一声，把观众白天受过的所有别人的气都骂了出去而释然。 　　我不知世上有没有纯粹的美，不与欲望和罪恶相连的美，不诞生于苦难和绝望中的美。“蒙娜丽莎”是纯粹的美吗？大凡充满生机美的都像列宾的历史画“查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复信”一样。纠结着无法剥离的执拗、偏执与单纯。这像一口煮肉的大锅，一切都融和其中了。干净几乎是民间艺术的大敌，就像和纯净水养海葵一样。干净与否，其实是从怎样的距离观看的问题。我看过一幅照片，在山峰似的起伏不平的疱疹上面，透明的多足细菌在蠕动。我不知这是什么。它边上的文字告诉我，这是人的皮肤，并且是旁边这幅半裸少女照片上的白嫩的乳房的放大镜下的观察。无论什么东西，如果在近距离观察，有什么美可言？美是距离，包括历史和地域以及心理的距离。何谓近何谓远是就你的眼睛以及心智而言。如果对人的皮肤作更近的观察（从超显微胚胎学角度），会发现它布满一个个洞（洞？），我们的血液没从洞里淌出真是万幸的事情。由于电解质和渗透压的调解，液体没有飞泄而出使我们像口袋一样瘫在地上，而出汗竟是多么文雅而有秩序的行为，如执护照的旅客排队出关一样。 　　西瓦窑村二人转场的靡颓之气，在人们的嘴角和眼风里飞来飞去，人们这么容易被如此轻浮下流的艺术而迷醉，还需要到艺术院校譬如中央音乐学院学弹四年竖琴吗？至少西瓦窑村的人不需要这样的艺人。所谓艺术是水，把人漫过了或者说浸润了就成功了，像自然界的水一样，它的特点是寻找并注满最低的地方。人最低的地方是人的欲望，但它湿淋淋地被二人转淹没时，快乐的窒息感也淹没了它。人的灵魂永远是孤零零的冰山一角，艺术的水甚至哲学的飓风与宗教的火都不能完全降伏它。它会在高雅艺术的境界里感动，又给冻于世俗之寒冷。但谁不说高雅艺术和灵魂的处境一样无法彻底皈依俗世？谁知道莫扎特的华丽里面有没有阴郁？欢愉当中是否化解或暂时忘却了痛苦？这时你一边咳嗽一边睁大被烟熏小的眼睛，发现二人转这么容易征服西瓦窑人，真应该为他们高兴。他们拥有自己喜爱的艺术。性的内容使一些城里的观众感到不安，也许是西瓦窑人在黄色剧情出现时的欢乐激怒了城里的人．如同一个饕餮者的响亮的咂嘴声惊扰了宴会的气氛，尽管大家都在埋头吃肉，吃被炒过酱过拌过蒸过烟过氽过的另一个物种——譬如牛——的肉。你们在性的话题前太兴奋了。这是城里人对西瓦窑观众的批评。这就叫粗俗。怎样让他们不粗俗呢？这些强壮的，抱着膀吸烟、动辄开怀大笑的不知羞耻的西瓦窑人，他们把各种税都交齐了，家里的牛马猫狗都安顿好了，把电线火种检查过了，到这里观看男女艺人表演半夜翻墙份情以及被捉逃逸的故事。台上男女表演做爱。一方是书生，一方是宰相女儿。女的突然叫停，说肚子痛，似乎有分娩迹象。男的大怒，我还没开火你怎么能下崽呢？但的确要分娩了，在此之前宰相女儿一直守身如玉。太前卫了。作为一种手法，二人转艺人对荒诞、反讽和黑色幽默的运用，比中国的小说家要早。在旧社会，也就是肖红写作的年代，二人转艺人（香港叫艺员）就这么演，总称“胡闹八方”。从对社会的反动包括人生价值的怀疑上面，二人转的痛切不比小说家差，或者更先锋。怎么办？男的给女的打针，女的即宰相的女儿一直高高地撅着屁股，其臀略低便引发男的一顿责骂。这时男的从乐队借一把笛子，假作针管，并磨磨蹭蹭磕开子虚乌有的玻璃瓶，抽药水以延长宰相女儿耸臀的时间。其时，作为注射师的男的又出了许多失误，譬如扎手等等。观众多么高兴看到一位宰相的女儿在台上的处境，男的——一个书生、情人、医生、注射师及色鬼，二人转的角色快出快入，说谁是谁——逼真地模仿把注射器里的气泡挤出去的动作，用一把紫色的笛子。同时，向这个屁股扮鬼脸、挤笑容、谄媚、畏惧、威慑、依偎、厌恶和吸嗅等等。作为一种象征，这张脸与屁股的对话说尽了男性社会对女性及性具的恐惧，无奈与依赖，没办法。人类性崇拜的阶段之一就是崇拜女性生殖器。江南某道院的匾额，将山门命名为雌性的阴户，牝门，语出老子。这些仙风道骨的高人在牝门里修道，可见太极的道理，最两极其实最接近。男的接着打针，并向宰相的女儿禀报打的是芬必得、西安杨森、神奇止咳糖浆等电视广告常见的药品。女的轻慢呻吟表示受用。他们刚刚还在科举之类明清语境，倏而上榜品牌，不亦时空颠倒乎？在二人转艺人那里，一切都很容易。男的把针管即笛子在女的肥臀上蹭了几蹭，引起吹笛人的不满，对一番对话按下不表。在一位相府小姐的私处施展身手——譬如打针是让底层人民意气风发的妙事，它颠倒了现实的世界，这种快乐并不比“在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上几滚”的湘人的快乐差。像焚琴毙鹤一样，这是毁灭高贵而后产生的欢愉，它最能激发心理学家所说的“暴徒心理”。因此，“文革”中烧戏装和砸古玩的行为就不令人奇怪，它是“集体暴徒”行为的最好的宣泄。认真说，人人心里都有破坏的欲望，而那种亵渎纯洁与珍贵者的愿望，是一个坏人之所以环的最深层的理由。在文革烧戏装的行动中，我看到一个人在盘龙嵌珠的蟒袍上踩来踩去，吐唾味、擤鼻涕和撒尿。我一直忘不了这个情景并为之迷惘，他这么恨蟒袍吗？绸缎在泥土上和这人的脚下现出让人难过的光泽，而这人分明高兴极了。他恨不能把自己所有的排泄物置于这种精美的华服之上， 这不是他的恨， 而是他的幸福。“文革”成全了许多这样的人的幸福。可惜，这人尚不能把精液倾于蟒袍之上，来显示彻底的疯狂。但许多人，譬如希特勒正好有在精致芳香的女人衣服上手淫的雅好。假设我们用化学的方式，把人的体液赋以一种品格，血液代表生命与火，汗液代表艰难和遗忘，大便是被分解的死亡，精液是自卑。人从自卑中走来。只有眼泪是高贵的瓷器。排泄物代表了妨碍人类升上天堂的坠于他们翅膀上的铅块和所有的卑劣。人们举动如摆脱不了自己的卑劣，一有机会便将它燃烧；投入一场拼杀，为夺天下者所用。抑制卑劣情结，有人得到高尚有人得到虚伪，虚伪永远也炼不出金矿石。高尚并不排斥卑劣，它们在和卑劣共生的境况下在人性中提纯。 　　打针的剧情结束了，他们不再是书生和宰相之女，人们宽厚地对演员笑。在这里，人们得知性不在男人身上，也不在女人身上，而在他们之间。此乃“道可道，非常道。”这还不足以让人高兴吗？“世界上主要的事业，就其壮丽而言……就是造人。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比一个王国更雄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王国。我们承认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我们现在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愿听见我们说：每个人都应该为狂喜或天启打开胸襟。”这是爱默生的一段讲演词，他好像也看过二人转。倘若西瓦窑村人听到爱默生如此说法，会赞扬他讲得挺好，并有可能选他担任村长或会计。 　　由于西瓦窑深谙“造人”的壮丽，并高估自己雄伟的个人生活，因此有权欢乐。 　　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引你通向另外的世界。它有时与你的世界相通，有时别样着。它使人们感到意外、喜悦或失望。通过二人转，我闻到了牛栏里新鲜的粪便的臊味，以及洋井里炸手的凉水和需要用胳膊挡一下六月刺眼阳光。今年夏天，我回老家胡四台文里，蹲在堂兄新瓦房后面的草甸子上，看一株小小的苦艾草是如何骄傲地伸展枝叶，它以为太阳为自己而悬在天空，造成浑身通透的温暖，它不屑从屋里传来的我大伯由于清早喝酒与我嫂子发生的对辩，蓝天眼瞅着沉坠下来，只是堆积在蛮汗山的那边，公社与法庭的所在地。有一匹灰尾巴的白马似乎不渴，但不时扭头将双唇浸在方圆十多米的水泡子里，像照镜子。这是由台上拉得冒烟的胡琴弓子而想到的。二人转不仅使我想到了牛屎和黄澄澄刚出锅的玉米饼子，还忆起故乡的马群。如果马们——在河边狂奔踩坍无数田鼠洞穴的鬃发拨纷的紫色黑色雪青色的闪电——知道了它们的尾巴日后将要在胡琴的弦上锯来锯去为二人转伴奏，一定会浑身发痒。 　　女角跪在台上挥袂抚地，大放悲声。她放喉咏叹王宝钏在寒窑为征东大将薛平资捍卫十八年贞操时所经历的艰苦。国人为国戍边，而女人为该男人守贞．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当你为朝廷做出最大的牺牲之后，女人会献给宝贵的礼物！贞操，由此达到一种高尚的交换。当我写下“最宝贵的”这句话时，心里已经发虚了，一个十八年未被别的男人碰过的女人的私处怎么成了“最宝贵的”呢？这是中国古代的荒唐逻辑之一。假如它的确宝贵，女人何必又悲叹这是一种牺牲呢？说不清楚。王宝钏一宗宗哭诉，她的听众即男角此时的身份是一鸿雁，边听边展臂，倒抽气在喉间“嗷”地发声。严寒中没有火炉与棉被，饥饿，遭人轻慢，王宝钏多么痛苦。台下已经有人拭泪。这些苦都是为她丈夫而受，而她丈夫正与异族杀戮，维护最高利益即国家利益。这些苦已和高尚搭上了边，而她又为丈夫守护活生生的贞洁。悲剧必然与献身有关，否则无法诞生美。人在木可抗拒的命运面前执拗，像一片精美的叶子被岁月之手一点点撕碎，然后撒在河水里冲走，而这片叶子始终都没有屈服。旁观者为之发出的一声叹息，道出了藏在悲剧辛酸的深处中一点点令人珍怜的美。悲剧是以人的无知为前提的，同时以命运的无情为动力，正如喜剧以人的有知为前提。无知是看不透命运的无情，可喜的实际上可叹。有知是看透了世间的荒诞还得陪命运玩下去，不禁笑出声来，看这个世界多空。王宝钏哭着，鸿雁陪听，不时在嗓子里紧痰，转身飞唾到紫色化纤沙发布大幕的后面——这是乡村剧场的好处，什么都方便。台下有人扔钱，男角赶忙接过，吻，跪下叩头，故意将十元钱说成是一百元，并将钱夹在麦克风上。女角愈加悲切，二人转的唱功高超处全在“大悲调”上，什么“马前泼水”之类听得你愁肠九转，天地同哭。二人转的唱腔表现欢快时很浮浅，在渲染悲伤时却觉深刻，能够锥进你心里。它不像京剧那么富丽华赡，广阔地述说多种题材，悲喜均有高雅矜持的尺度，不像秦腔高亢的荒凉，越剧甜俗的绮靡，梆子的倔犟，吕剧的嘈繁。二人转在悲伤之际，是手攥黄土的哭号，是把肠子一根根捋过又送回腹腔。他们在逼真地模仿人们在悲情时刻的泪语滔滔时．没有丝毫的难为情，令闻者身心不禁一并悚然，方知天地间大悲者方是大爱。当人的情绪随唱者进入至悲的境地时，心里的另一扇门被打开了，所有的犹豫、警惕、隔阂与冷漠已被逐之门外，你开始毫无防范地随着悲伤而悲伤，失去了自主性，血液在流淌时站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境中，不悲伤反而是可耻的，不论你是多么狡猾的人。脸已涨红、耳轮发热、内腓肽和去甲肾上腺素加入这场演出，心弦在挤满胸膛的悲抑中绷紧，随唱二人转那娘儿们的哽咽而哽咽，叹惋而叹惋，当眼泪终于流下来沿面颊痒痒下爬的时候，妥了，宛如做爱的完结。这时候，也是台下观众大送赏钱的关口，人们的心已经软了，而唱腔正纯青。当然刚才那份赏钱是假的，牵驴。二人转的演出恰如冷热水交替浴，由色情的狎昵一转而入为家国的悲壮，毫不生硬做作夹生。女角的悲声已分不清是唱腔还是嚎哭，一些人——多数是老年人已情感不抑了，这种感受很美甚至使西瓦窑的村民尝到高尚的滋味，即滚滚热泪之后的天晴的轻松。在大臀女子的哭胜中（她把鼻涕抹在裙子和衣袖上）西瓦窑人感受到与维也纳人看《费加罗的婚礼》时同样的好像自己伟大与充足起来的美感。王宝钏的苦难经历一言难尽，演鸿雁的男角将身段摇来晃去，与女角哭诉的形体呼应。这时，他（不演鸿雁了）伸手在女角头上装作捉到一粒虱子，以指甲捏死，接着又展臂出“嗷’声（继续作鸿雁状）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悲壮气氛一扫而光，而角色从鸿雁——捉虱子人的过渡又如此自由。套一句书袋：他消解了悲伤的价值，造成间离效果，多么现代。而这在农民演员那里只是即兴的表演片断，博人一粲，并无其它。但我对男角捉完“虱子”又恪尽职守地继续扇乎“翅膀”的情态印象尤深。他不可不谨守职责，王宝钏这一切均向鸿雁而哭，你怎能出神于一粒头虱？ 　　一面落有灰尘的镜子，照人模糊了。用水冲一下，它立刻光鲜，映像真实。是水冲去了灰尘而恢复了镜子的光洁度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镜子能够照人与玻璃干净程度的关系是这样的：只要就反射映像，不关干净的事情。水并未冲走灰尘，那个晾干了的镜子仍有灰，但水的分子填充了灰尘在镜面上的凹处，使之平滑，光的反射全向一个方向穿过，通过水银或铝照出一张你的脸。我用这个来譬喻什么呢？不譬喻什么，伊索的时代早已过去，只有专制和禁欲的时代才需要譬喻，它让一些不可说的有罪的话在我心里响起，却摆脱责任。我小时候着迷于镜子，认为这是世界里的世界。或者说镜子使一切都成为孪生兄弟。在一片玻璃后面涂一点水银或铝就能再现另一样东西，这真是令人气愤的事情。同时东西并不在镜子里头，而在它外头，让你惘然。这是一种“小”的秘密，密集的分子颗粒形成的平滑的表面再现映像。小的就是美的，朱光潜说。音乐诉诸听觉细胞时的高低长短的旋律和节奏，是因为声的波长使人耳的纤毛作出高低的舞蹈，像心电图一样，又像CD压在塑料上的凸凹起伏的纹理。坑坑包包，被激光拣起来就是音乐。把截开的带着年轮与香味的松树放在激光唱头下扫描，会出什么音乐呢？ 　　新路使西瓦窑村一分为二，路旁有许多新伐的树桩，仿佛等人来坐。我像看地图一样看这些年轮。对自己说，这是公元前56年秦国的地图，时秦昭襄王攻赵国。微雨霏霏，才来又逝，以使树桩放出足够的树脂的芳香。我想到了镜子和CD，大月亮高悬，拿不定主意是否回去听二人转。白天我曾在这里坐过，一个穿警裤的农村媳妇曾几次回头，看我是木是始终盯着她看。我在等待蚂蚁，当表盘上的分钟走过三个格蚂蚁还没有来的话，就证明它们已悲伤地离开这块新沥青的家园。这是我与自己打的赌。麻雀像土豆一样脏脏地滚出来，在顶着一半黄叶的灌木之中。随着人的脚步声，它们二三齐升，落在树杈上，眼光下瞥，仿佛庆幸又一次逃生。上个月，我前往黑龙江右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那里的麻雀甚至挤讲市场的人行道上，不怕人。它们落在俄国老大娘的手腕上，剥啄她手里围成纸杯的葵花子儿。这些瓜子儿每杯卖四百卢布、老大娘怜悯地看着麻雀，虽然她的手有些端不住了。麻雀边吃，且左右昂首啁啾，又有麻雀落下。它们的羽毛比中国的干净些，没有工业的烟尘。而品种我相信是同一类的。一个不被鸟类所惧怕的民族，血液里有许多柔情。因此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远东的边疆城市里，男人走路两人成伍、挺胸甩臂——他们都服过兵役。鸽群起伏，没有横穿马路与随地吐痰。这个由于国体变更而贫穷的旧日的强大邻居曾被我们所轻慢，却令人发笑地在这个小城保持着秩序。再如他们穿着整洁的衣服领孩子参观博物馆。我逛遍了全城的商店只发现一处卖CD的地方，视听落后，而吉雅广场上有一群人站在钢琴边，手卷着帽子唱圣诗。在那里，麻雀是快乐、饶舌和啰嗦的庸人。而它们在我生活的城市成了肮脏惊惧的贼，倒不见得有谁专门打麻雀，但恐惧的因子已经融入这个种群的遗传程序中。我的麻雀兄弟们，明年开春的时候，你们辛苦一点，向北方飞翔吧，那里有手风琴声，随手而泻的面包屑和活跃好动的麻雀情人。飞吧，这不算叛国。 　　二人转的锣鼓和沥青的气味，都不是西瓦窑村的蚂蚁隐居的理由，季节让它们从大地上收兵。我最近倾心干这个被刘易斯·托马斯博士称为“不像个体，而像细胞的生物个体”。它们排队甚至远征、放牧、排队甚至蓄养奴隶，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语言——传播信息的方式是一种化学的方式，彼此用下颚碰一下，就截取了下列内容：在与太阳夹角 60o方位的十米处有一蝉蜕，须集合运回。而人的语言要按时间的向度，依据词汇语感说出来，或用眼睛读字。我们什么时候能通过一次拥抱而获得一部长篇的内容或全部对数的知识？蚂蚁如果前来观赏伴随汗腥与咳嗽的二人转的表演，在唢呐的锐声里，男女幽怨地唱着，蚂蚁会想：人啊，你们六根不净，有这么多的感情宣泄不尽，是怎么进化的？ 　　在人类的进化中，感情没有腿化反而发达了，这是成功还是失败？像虎的冷静，海豚的精确不更好吗？或者像蜜蜂一样高度电子计算机化式的富有秩序，省去了多少悲欢离合。佛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我们哪里知道，这世上竟无一样东西该我们可看，由我们可听，归我们所说。二人转倘若不悲，还要哪个悲呢？如果有一天你到动物园去闲走，我劝你在这种时刻不要想起进化论。如果想起它，你会酸楚地离开白鹤、猎豹、孔雀的笼子。它们都不是你的祖先。而祖先是你最不愿映之入目的人猿：庞大漆黑的躯体似蹲似站，不过不退，塌着腰。它（而不是拉近关系的地）小眼睛里面冷酷，狐疑而淫荡。这是动物园里最丑的一样东西。它是人的祖先，如果拒绝使用“祖先”这个词，不妨换为“我们进化的母带”这样一个带有音像色彩的词。在人猿面前，肯定有人后悔由它进化而来，而不是企鹅、斑马。 　　人猿眼里的色情意味，包含着似乎不可言说的嘲弄，不知嘲弄什么。到了和它相貌接近的北加里曼丹猩猩那里，这种表情已完全没了，代之以诚恳（猩猩也诚恳）。人猿的眼神在二人转剧场观众的脸上似乎一闪而逝，这时台上的男艺人正扮成女子，假装痛不欲生地分娩，并说某县长就是“她”生出的。“她”边走边生，像排粪的母马，不时惊讶地看看自己的裤裆，东北话叫“卡巴裆”（满语）。“她”说最不喜欢生宽肩膀的货色。如 XX，XXX，一些当红歌星和有名人物的名字。他们说有能力把一切事情引到性上面。这是他们碗里的饭。 　　民间艺术家对性的玩味挑逗，早已超出生活中人们所要的程度，看到和做到的性永远不是一回事，所以一些有钱的太监要娶媳妇。性在人的手里是兔子，一不留神就跑了，在眼里是猫，可边看边遐思无限。淫荡是男权社会由于恐惧而虚构出来的情态，它超过了人的生物阀值，催化了性并受到了性的嘲笑。 　　秋天到了，在楼群之间，我常常于仰头的时候，看到有几十片叶子一起飘下来。像有人用脸盆在楼顶上往下泼，叶子盘旋着闪出镀银的色泽，不落，却旋入另一座楼的上空。这让我发愣。慢慢明白这是鸽群。鸽子为什么不到大平原的蓝天上盘旋呢？让我怔忡。秋天，在西瓦窑甩着宽大的衣袖走来。虽然没有风，但叶子在枝上齐齐抖着，每一只叶子都像拿着竹板啪啪打着，数说乡村的歌谣。村里有一个私人幼儿园，在大二环路边的高处，有一棵树，一个简陋的焊接的滑梯，孩子们双手握着齐头水栅栏往外观看。 　　一个戴垒球帽的工人在黄色的轧路机上吃盒饭。我想起二人转剧团拉板胡那人的表情：闭着眼，嘴角随弓子抽紧，仿佛在拉他的肠子。板胡的声音多么明亮，像一人端刺刀弓步扎什么东西。松香从弦上散落，洒在那人铺在膝上的红绸上。我想起，二人转散场的时候，音箱里传来齐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多瑙河之波》，电子琴演奏的三步子舞曲，缓慢、带有沉思性的旋律，如黑夜中河面上的粼光。这是管音箱的人随手放的，并未想与二人转形成引人发笑的对比，他们不搞这个，我退场时回头看台上。男角正卸妆。刚才他扮嫂子，走路使劲扭胯，像速滑比赛选手起跑时那种丑拙的左右扭摆。人问：嫂子，咋学会这么走路啦？假嫂子用手向上推推泡沫乳房，说：这么走呀，有了稀屎一下能氽到马路牙子上去。说着扭一下跨，倘若他屁股上有一根辫子，一定会甩上天棚。而把“稀屎氽到马路牙子上去”听起来又像一种城市卫生的需要。女艺人撩起大襟擦牙。她哭的时候，似有二十多粒牙齿列出助阵，非常显眼。你感到她的上颚下颚都很结实。我笑的时候，嘴边只有六、七粒牙齿，这是照镜子数过的。夜深了，眼睛看着脚下，这是走农村夜路的需要，在西瓦窑也是这样。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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