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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可能性 这无疑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但它还没有大到毫无现实性的地步。相反地，摇滚乐是不是空中楼阁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的声誉，也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空前开放的大杂烩语境中文化建设的一个折射。每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的祖国，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遭受忽略和猎奇的边缘文化、以汉民族为代表的日益与传统艺术文化相隔离的群众生活，或者以符号化数字化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或者被城市生活、政策、科技和传媒驱赶着的农业文明——统统都遭遇了这个无比混乱的时代。传统用它的惯性在我们血液与大脑中继续发挥作用，所有古老行业的从业者都在维护或发展自己存在的理由，同时，域外发达的物质和文化势力也势如破竹地涌入我们怀抱，同时的同时，霸权主义将坚船利炮换作美金日元再换作文化优越论的诱饵让我们奉献身心。关于摇滚乐，10年前开始的“有没有土壤”的争论，所反映的不只是中国人喜欢名正言顺的劣习，而是旧的身体面临新的生活时产生的恐慌和自我怀疑。 这种集体的自我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谁也不曾经历过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时代。摇滚乐今天在圈里和不多的传媒上的发达并不能证实自己有必要存在于这个国家，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拒斥和绝大多数青少年的误读（“摇滚？我喜欢！我喜欢唐朝和无极二人组，还有麦当娜！”）倒真是映衬出了一幅可怜的蜃景。当然任何存在的事物总有其合理性，也确实没有人能指出摇滚乐会像魔方或Break Dance那样转眼消失，然而受众的短缺和自身的嫁接不良也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哪，你们搞的那个罗克罗尔于我有多大关系呢？ 或许我们真该先想想：或许摇滚乐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门实验艺术，是贵族的事业，是其他人的先锋队？如是，则不必在乎有没有人倾听，只要独善其身，孤独地飞掉便是了。但是此思路不通。摇滚乐的先锋性永远建立在民众性的基础上，它的批判锋芒、它的创造力、它的勇气、它的孤独和独立都是向民众传递的内容，Velvet underground或Husker Du这类先锋中的先锋恰恰证明了摇滚乐自身的活力而不是脱离民众的口实，该先锋性率领整个摇滚乐与腐朽作斗争，终归是要还给民众拒绝腐朽的自由。摇滚乐甚至自己也免不了腐朽一下，以便普及到更广阔的天地，从这个角度看，地下音乐倒是确实需要流行摇滚来开路。 既然中国摇滚乐没有必要永远呆在圈里不出来，那么就应该找个理由让它流通于中国人的呼吸中。形式是个大问题，它是外来的。外来的沙发、避孕套和圣诞节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已经与我们打成一片了，摇滚乐却不。儒家形容天大的乱子时常说“礼崩而乐坏”，治国要用端庄严正的音乐，而“郑乐淫”，就难免从心理、道德、思维上瓦解掉郑国。一句话，我们东方人的合谐精神早已融汇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不合谐的、刺激夸张的、有关欲望的声音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不习惯。这种长期培养出来的对和谐的爱好落实在每一具肉体上，就是摇滚乐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听觉习惯。即使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或任何假想中的“本土摇滚”，都好象从根本上撞到了南墙，毕竟我们不能奢望全体同胞都像新疆同胞那样拥有良好的节奏传统。那么西方人与强刺激的关系呢？除了老师们常说的彼民族的活泼天性外，更多的恐怕属于社会学范畴——工业、后工业文明造成的心理需要。好了，我们回国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是不是在制造越来越多无根的现代人？他们远离了传统而深入了现代，形式的刺激和内容的尖锐是不是更适合于正在壮大的不安的心灵？正如《一无所有》戳中了那个时代的痛处，接下来的时代也便会在广大城乡暴露出更多的痛处——给我点刺激，大夫老爷！我把这刺激理解为对破碎、动荡、紧张、无根以及不平衡的心理回应，那正是摇滚乐所要做的：用更坦白、大胆、真实、直接甚至夸张和变态的手段安慰和探索它们，而它们，正在像癌细胞或者新发行的货币一样扩散。 我的头脑就这么简单：你不喜欢，未必你儿子长大后也不喜欢；需要，往往是时代制造的。现代史以来，历史的延续性已经被世界的介入打破，这个世界正在以疯狂的加速度消除人的历史性，取而代之的是对“当下”的感受和反应。这也未必多么残酷。摇滚乐和别的好东西将会关系到新时代的价值美和情感。 那么今天呢？不管摇滚乐或别的什么自称严肃的文化居然并不被生活买帐？！或许北京好一点，可是首都数十万白领、有钱、有闲、有文化和仰慕文化者（就把北京人全搭上吧，千万群众）能代表全体同胞吗？尤其是那些外省的、奋斗在市场经济的强光与阴影中的老百姓？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被物质的皮鞭驱赶着的先富起来但尚不敢歇脚的人，那些眼瞅着满电视白领丽人却不得不待岗的内陆同胞……会有人用摇滚乐来表达对现实的感受，但更多的，不要说新兴艺术形式所要求的热情、好奇和理解力，就连对待文化的耐心和想象力都那么稀薄。这下好了，尴尬的不只是摇滚乐。但请不要谴责我们的文化素质，更不要向我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指手划脚。艺术家可以饿着肚子割掉耳朵画画，但别强求无辜的老百性饿着肚子看画展，他们就是喜欢倪萍大姐和傻妹妹。没脾气。这个现实并不一定因金钱的增加而改变，物质的空前压力所造成的集体不平衡也同样是时代的特征，它甚至让我们顾不上去体会这不平衡，我们正在全身心体会没钱的尴尬、买房的计划、挣钱的艰辛和花钱的快感。焦虑和诱惑双管齐下，谁还顾得上别的哪怕它吻合了焦虑？好吧，文化尚属奢望，摇滚乐只好赶下一班车了。 步行的摇滚乐呢？在我这双忧心忡忡的眼中又是那么不争气。从业人士所看到的千百双挥舞的手臂和热情的笑容、外围组织所谈论的改天换地的进步，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从广大普通青年眼中看到的是：这进步还太小了，它和10年前相比，只有量的增加却没有质的跃进。如果说我们嗅到了曙光，如果说阶段性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忙乱眼看会变得平和稳定，如果说观念在改变，如果说文化需求会渐渐膨胀，如果说意识形态的钳制正在消解……那么现在的摇滚乐真是太不争气了。我现在要把群众对摇滚乐本身的指责引导到某些从业人员身上去。简单地说，好的中国摇滚印证着摇滚乐在中国的可能性，坏的中国摇滚则归罪于人性的弱点和才华的贫乏——是不是有点偏袒一方？——如果说人才问题可以再归罪于教育体制、思维惯性、文化环境、尝试的艰难。那么另一点就太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他们脱离群众、赶时髦、形式主义、等级森严、不许批评、大打出手、文化中心主义……真是罄竹难书。 怎样恢复摇滚圣地的艺术原创性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嫁接的可能性才是现实问题。以文化背景而论，交流、融合、变异是人类发展的趋势，传统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以新的方式生长下去，但必然会遭到开放社会的再编码。对崔健、唐朝、郑钧、艾斯卡尔等等个案的分析并不能提供哪一部分是传统是中国、哪一部分是现代是共性的答案，我们只能说，摇滚人通过诉说自我从而诉说了他的同胞。正如一切尚未僵化完美稳定的艺术形式一样，摇滚乐始终在自己的形式上留下大量接口用以联通未来。如果说古典音乐完美的形式适合于西方哲学宗教美学传统的话，摇滚乐形式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服务普罗大众，它适合于人性，这个开放的系统不光向人类现代化的一面开放，也向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开放。音乐元素的交流、融合、变异具有如此便利的条件，难道就不能被用来倾诉被重新编码了的生活和人吗？其实，技术方面的事儿总是次要的，怎样运用音乐语言表达自己是比较主要的，而有没有自己可供表达才是最致命的。尽管西方摇滚的传统给我们制造了太大的障碍，从节奏型到发音方式都是欧美专利，但请允许我这个不懂音乐的家伙说句大话：该障碍只碍形式主义者，嫁接的前提首先是音乐语言（或者说，声音）和自我的沟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知道，但肯定先得把原矿熔化了吧。——好的榜样又不是没有。 行文至此，大家会发现我没有提及其他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港台两地与大陆地区有太大的环境差异，尤其香港，6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资讯、文化影响、经济、生活方式仍至社会制度……但我们心知肚明的是，香港人依然遗传着强大的传统。也罢，回归了，我谨欢迎香港地下音乐人北上做客，跟摇滚衙内们探讨一下是否中国摇滚只许圈在北京的圈里——摇滚是你们家的吗？然后再听听这边厢怎么说——中国人士嘛用英语唱歌，摇滚是洋人家的吗？ 去掉了陋习，摇滚乐好象就可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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