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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中的朋克,Kurt Cobain 当你发现人口素质的真实状况时，想要强装笑颜是不大容易的——生活在层出不穷的小丑、奸商和体面人士之中，任何一个献身群众运动和“大众文化”的人都会产生深刻的自我怀疑——他们总是和“勒劳勇敢”之类的美德保持距离，并积极地向愚蠢和麻木靠近，你在为普罗大众争取想象力和激情，可得到的却只有耻笑。如果说这个世界不属于政客和财主，那么它一定是属于中产阶级的；而且，曾经阔的要复辟，正在阔的要维持，尚未阔的要革命，鲁迅先生已经指出了权力演进过程中的悲哀真相。 这也就是Kurt Cobain所面临的社会学险境。 在无数穷苦艺术家跻身体面艺术家的前仆后继的路上，始终散发着于连遗骸的腐臭，他们斗争的目的，其实也就是去接受恶俗势力的奴役。如果我们把大众看做一个衡定的参数，那么Kurt就必须选择，是加减还是乘除，是屈尊还是革命？结果呢？我们看到了，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在与大众的斗争中，一个大众的代言人说：“我不玩了！”这只不过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嬗变的一个小小例子，可能的英雄拒绝了英雄的身分，使文化革命的运动性转化为个人主义游击，使伍德斯托克的炽热雨水转化为西雅图酒吧里各怀鬼胎的疯狂哭笑。如果你一定要说Kurt是一个英雄，那么这英雄的含义也早已不同，他不是英雄主义的英雄，不是神话时代的半神或者文化对抗中的核心，他是反英雄主义的、用虚无对抗文化的个人，或者说Kurt仅仅是代表了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个人主义斗争。这斗争的光环是灿烂的，却也绽放了深刻的悲哀。当学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狂飙向文本主义溃败之时，人生中的共同信念也同步失效，只剩下绝望或者智力，可以用于人性的挣扎。 Kurt之死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心灵独立的斗争最终只能以独立心灵的方式进行；集体狂热和体制运动早已不能用来完成这一目的，甚至在席卷全球的追悼热泪之中，也难免埋藏了误会和变异的心灵蒙蔽。尽管盲目于独立战士总比盲目于说香港普通话的沈阳籍歌星要好，但那个胃病患者所从事的，却只能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个人主义自卫之战。这时代的战士，是爆发人性的混乱制造者，倘若你真的看到了被纪念者的不朽，那是因为成千上万个各自为战的疯子的不朽。 我理解中的Kurt Cobain是一个无视生命但珍惜痛苦的人，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尊严与自由的不可能，因而他才可能在音乐或生活中更彻底地涉及毁坏与热爱。在一个善于制造各色新神话、新偶像的信息社会中，还有那么多人渴望从这社会的敌人身上获得“悲壮”、“献身”、“终极关怀”，以便填补自我饥渴的宗教情结。而Kurt带来了新时代的斗争与死亡，他的愤怒是绝望，他的勇气是无所求，他的爱情是本能，他的死去是自私，他的伟大是对伟大的反抗……从一次自由选择的死亡出发，我们可以迅速到达中国青少年渴望牺牲的内心，然而在一个自由选择倍受歧视与压制的环境中，我们的纪念或许更应该是如此这般：向神话告别，去坦露真相，无论Kurt的瘾，还是自我内心的恶。 这也就是争取更多的美、更大的爱、更深的自由——仅仅拥有一己之伤，也要去解构秩序或迷信的骇人听闻的神圣。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再说一遍：我们活着不过是在埋葬，他死了却是去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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