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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散文家韩特（LeighHunt）在自传中说：“如果教会学校对我没有一点别的好处，但一回忆到在这学校里结交过的友情，和第一次神圣的爱的滋味时，也永远使我对这学校亲热了。”每次我读到这段话，就不免记起自己的学校生活，当时环集于周遭的师友，以及他们所曾给我的温暖的友情来。 池鱼故渊，旧梦是很难忘却的。 以最初的记忆而论，四年小学生活似乎特别平淡，那是在本村的祠堂里过的，除了正面排着祖宗的牌位外，两廊是寄存着的寿材─—也即老人们准备百年后成殓的空棺，然而看起来已有一点鬼气了，我就不大愿意跑近去，上课下课，大家挤在一个教室里。说是教室，其实就是祠堂的大厅，又因为学校还没有蜕去私塾的形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都混合着教，简直是个无奇不有的大杂院。 我就受着这种“大杂院”式的教育，而且一年一年的升上去，“地位”也日见其重要了，因为已经是高班生。一班里十几个人，背后备有一群小喽罗，彼此分立门户，互相倾轧起来，那盛况，比起今天的衮衮诸公来，真也不遑多让的。而且气度又似乎特别大。 这种倾轧，那时候有个专门名词，我记得叫“立国”。有时也当做动词用，如说某甲和某乙“立国”了，实际就是斗了起来的意思。我虽然没有谋王篡位的野心，可是却立过“国”，包有过二三十个好公民。大概是因为听讲《三国演义》，又受到戏文的影响吧，我总以为我的对手是曹操，一个奸诈得面无人色的大花脸，想起来不免义愤填胸，仿佛自己真是兴汉灭曹的刘备，决计和他拼上一拼了。可惜二三十个公民里竟没有诸葛亮，张飞、赵云都还拖着鼻涕，不用说运筹幄算，冲锋陷阵，连可以动动笔，重要关头发个通电，声明拥护到底的起码文人也没有，所以只好在野地里摔一回跤，对骂几句，大家亡“国”拉倒了。 我说大家，因为亡的不只是我的“国”，连“曹操”他们也都在内的。并且也无须开圆桌会议，装个鬼脸，就解决了所有的争端。 四年便轰轰烈烈的过去了。 大概是父亲不愿意我做“刘备”吧，修毕初小，我就拜别祖宗的牌位，被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学里面去。其时我还不足十二岁。母亲暗暗地淌着泪，说是年纪这样小，到外面去寄宿，一定要遭别人欺侮的。可是父亲的意志很坚决。我呢，为了逃出那些族中长辈的冷嘲，什么“赤脚人的儿子中状元”呀，“石狮子翻身”呀，也颇有离乡唯恐不远的感觉。这么一来，走是终于走定了，家里便忙着替我备行装。母亲偷愉地塞给一元钱，让我肚饥的时候买零食。姊妹们哭红了眼睛，一直送到屋后大路上，然而我却不这样，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大丈夫也会落泪吗？ 我想一定不会的，所以我不哭。 直等搬进宿舍，排好铺位，连同来的挑夫也都回去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投入了一个陌生的人群，大丈夫的威严颇难维持了。第一个坏消息是功课难。五年级的英文要读第二册，还有什么理化和卫生。把教科书领来看时，卫生书上印着希奇古怪的图画，课文是白话的，又冗长，又疙瘩，我便拉住一位瘪嘴的同学，不管他旧生新生，怯生生的问道： “卫生书要背吗？” “背。一个字不准脱！” 我大吃一惊。心里想：这怎么行呢！一面脱口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瘪嘴的同学白白眼，又把鼻子缩几缩，仿佛叭儿狗嗅到自己的尿臊臭。然后掉一掉头，走开了。 我便坐在宿舍里，独自思量着这难题，懊恼来此读书，我怕真要被那些长辈笑着呢。于是便想起母亲，想起姊妹，想起我的张飞和赵云，觉得连曹操都是好人了，我愿立刻赶回“大杂院”，抱住他们，告诉他们此后决不再打架。 然而我能够吗？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人群，正以年轻的心，采撷着各自的欢乐。而我呢，我是寂寞的。又渐渐地发现旧生的气焰凌人。他们多半是六年级，也就是所谓毕业班，看人时斜睨着眼睛，走起路来则又撑开时弯，恰好是“螃蟹式”的姿势，碰上去，那是当场就要吃亏的。这些英雄的年龄已经到了十五六，正是初解人事的时候，年轻漂亮的低级生，跑过走廊，他们便会冷不防的从暗角里跃出来，抱住了亲个嘴，然后大模大样的走开去。我厌恶他们，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恶棍。 然而另一方面，对这学校却逐渐发生了好感，首先是功课并不难，瘪嘴说的是谎话，英文诚然是第二册，却允许课外补。应付正课，我还有绰绰余闲，可以消磨在图书馆和校园─—我最喜欢的便是这两处。 校舍的建筑是西式的，明朗宽敞，寝室有上海的通厢那么大，每间住着四人至六人。除开图书馆，还有仪器室和体育馆，操场分晴雨两部，校园在正屋的南面。种得最多的是冬青。我常坐在草地上，采蒲公英的籽，听云雀向竹林唱歌，那些日子里我正做着陶渊明的梦。 然而使我难忘的却不是自然环境，而是身所浸沐的教养。首先我应该感激黄寄凡先生，他是被称为宁海才子的，书画金石之外，还做得好诗，而且又同情新文化运动，常常为我们讲解胡适的思想和新诗。这是陶渊明的天下里一个大霹雳，即使孩子如我，也不能不为之震动的。先生又竭力为我的作业延誉，至于公开说是门人里面得意的一个。 这宣布，对我确乎有些好处的，第一是旧生不敢欺侮我。而我也终于从纷扰里安静下来了，半年里倒真的读了一些书。 我说纷扰，因为这里也还是《三国演义》式的天下，联甲攻乙，联乙攻丙，几乎没有休止的时候。我在他们里面是客卿，虽受拉拢，却还有置身事外的自由。谁使赤子生攘夺之心的呢─—这些明天中国的主人？ 我想，寄凡先生是一定明白的。 寒假近来了，他为我刊了一个石章，又送我一幅屏条，我就高高兴兴的带回家里去。可是他却从此辞去教席，不来校了。听说他去的地方是南边，服务的所在是军队，“十年养志”，这或者是他自己的选择吧，所以我虽觉惋惜，一面也还替老师在庆幸。 我以为他走得很不惜。 到后来，才知道这是被激而成的。据一个同学告诉我，寄凡先生在校的时候，凡所作为，常受地方绅士的非难，同事又乘间进谗，早已不安于位了。寒假的第二天，为了某种问题，和那个进谗的同事冲突起来，他怒极了，把桌上的石砚扔过去，没有扔着，只打碎了窗上的玻璃。……我确信这报告的真实，这一击，正是他忠实于自己的人格的表现。 我从此有点惘然了，虽然仍旧以为他走得很不错。直到北伐成功，革命的队伍重新和绅士携起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先生怎样想，我呢，我是实在为他难过的。 继寄凡先生而来任教的，是歙县程庚白先生，奉化邬显章先生，他们的屈就，多半是为了仰慕校长江村先生的名声，带着一点游学的意思的。后村先生是剡溪有名的学者，那时怕已将近七十岁了吧，一绺银白的胡须。平居好静，他自己说是在养仁。有一次，为了我所作的一句什么古怪的句子，他把我叫到校长室，剀切地教训了一顿。我对他只有敬意，所以一句也不辩，怕的是伤了他的仁。 庚白先生却就不同了。他认真，然而有风趣；似乎不大赞成白话文，但也决非食古不化的人物。他很佩服武林缪连仙（艮），常常让我们选读《梦笔生花》里的文章，什么“肚痛埋怨灶君”呀，“猢狲带帽儿学为人”呀，我就读了一大堆。自然，以文章为游戏，那态度是很可斟酌的。然而一不肉麻，二不拉扯，又决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传来，火车龙头出毛病了”①之类的名诗。在浅薄如我那样的人看来，实在是很感激的。 因为我从这些文章里读到了一些世态，一点被压制的真实的人情。 可是时代却把我从这些拉开了，那一年正是民国十四年。将近大考的时候，上海发生了惨案：“五卅”事件。到六月初，罢课的风潮便蔓延开来，这小村也被波及，我们是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师生一致，立刻成立了一个后援会。决议两项：一，组织演讲队；二，化装表演。于是派定工作，分头进行：写标语，借道具，买募捐的竹筒。大家忙了一通，什么都有了，这才开始来排戏。 一排，困难就来了，剧本里是有个女角的，邀女生，大家都忸忸怩怩不肯上；似乎很迟疑了一会，最后便决定由男生扮。好吧！然而谁来扮呢？化装团的成员多是六年级，五年级的只有我一个，他们便“一致对外”，说是应该由我扮，还加上一段爱国必须力行的大道理，封在我的嘴巴上。 我自然是反对。小英雄们平日嫉视着，这回自以为得了间儿，如何肯轻易放过？公议抽签，不知弄了什么鬼把戏，抽到的仍是我。这是无法分说的。我提出两点，一要修改剧本，二是不准在台下闹玩笑。条件总算通过了，理由是尊重女”权。大家便突然忙起来。 我忙的是背台词，学台步，最后还装上假发，拖了一条大辫子。演出的地点在本村。订期一周，成绩很不坏。于是又长征到他村去，剧本也换了好几次。半个暑期，师生们乘着乌篷船，到处流浪，仿佛真的成了走江湖的班子。团体的精神非常好，事事认真，这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工作使玩笑转为严肃了。 到结束，我们汇出一笔为数不小的款子。 世事又如何问得究竟呢？我们总以为尽了力，却不知道惨案是怎样解决的。暑假一过，大家又坐在讲堂里，听庚白先生打着徽腔，讲他的杭州竹枝词了，国事呢，交给衮衮诸公去。 孩子们总是这样洒脱的。 这一期，我们是六年级，同学间枭厉之气没有了。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会却不常开。除了宿舍里间或闹鬼外，课余的活动少，因此也不大有生气。 闹鬼的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也不仅宿舍里。根据前辈同学的传说，这校址原先是刑场，罪犯处决，杀下头没人认领，就葬在东首墓园里─—那就是现在的操场。天一阴雨，鬼魂就出现了，忽而在操场角落，忽而在走廊暗陬，哈，哈，哈，声音恰像鸭子叫。 我也听到过，但那是狡猾的同学捣的鬼。他们有时还戴着纸糊的高帽，躲在床底下，半夜三更，才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使胆小的吓一跳。鬼神也何预人事呢？然而孩子们是天真的，他们偏爱玩弄这些，又连自己也为这些而惊怕。 鬼的故事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但在另一方面，这学校也确乎有鬼的。大考刚到一半，庚白先生又和寄凡先生一样，被谗离校了。其时我实在很愤慨，提议大家跟着一齐走。结果是庚白先生不答应，别的几位老师又出来圆场，勉强结束了考试。可是同学之间却产生一个协定：宁愿牺牲文凭，下学期决不再来校。 寒假到了，后村先生知道这密约，又把我叫到校长室，照例是一顿剀切的训寻。这一次他似乎很激动，他说他是为我的前程惋惜着： “你不能半途而废，答应我再到这里来！” 望了望他银白的胡须，我低下头。 “你是说不来了？” “来的。”我说。 后村先生满意了。 我欺骗了他，欺骗了这位白发萧萧的老人。第二学期开始，全班三十几个同学只剩下六个，这一回，我怕果真碰伤那久已养着的仁了。有什么法子呢？我尊敬后村先生，却更爱我记忆里的学校─—一个有生命的集团，谁毁了它？谁使这班年轻人爱它而又终于不能不离弃它呢？ 也许我的鲁莽是无可原恕的。 第二年我就到上海，考入一个旧制中学的预科，校长以及主要教员都是英国人，这回所受的才真是“教会式”的教育。除因乡音未改闹过许多笑话外，我已力自检点，磨尽先前的棱角。而引以自豪的却还是所获的友谊，情爱是一种重累，它压着我。 往事远了，什么时候我再能重温到？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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