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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悄悄话




  我曾供职的医院坐落在北京最繁华的黄金地带,我的中学时代也曾在这里度过,那是一所很有品味的女子中学,有青春的校园,优雅的老师,聪明的学生。毕业时老师在碧草如茵的草地上叮嘱我们,长大要服务社会。
  多少年以后我又回到了这黄金地带,成了一家医院的医生。起初,涉世未深的我像一片纤尘不染的云,牢记着服务社会的理想,渐渐的在时间的风化中,我的心落满了灰尘,在世俗的生活里我世俗地活着。我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总之我没有把持住那一份洁净,时间悄悄地打磨了我,我竟浑然不觉。在这黄金地带,密集着一流的商厦,最驰名的金店、表店,最大的照相馆,优秀的影剧院、托儿所、学校,最大的书店……它集合了都市的色彩、时尚和诱惑。最重要的是这些单位都和我所在的医院建立了合同医疗关系,也就是说从看病吃药,到住院和转院这一切都控制在我们医院的手里。这种关系无疑使患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当然也会给医护人员带来诸多的方便和好处,这是供需关系所致。售货员会把最便宜质量又好的羊绒衫留给你;会把最新鲜的水果、鸡肉、鱼和青菜装满一篮子等你去受用;照相馆会为你冲洗一沓彩色照片而分文不取;你的孩子不会费一点麻烦就会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和学校;你经常会收到最新的影剧票,虽然这都不过是小利小惠,但驾不住它日积月累,在这里当医生等于天天过节、月月加薪,年年长级,只有走在这条街上,你才会真正体会到当上帝的快乐,因为你迎来的是最周到的服务,最热情的关怀,最灿烂的微笑,于是我也笑了。
  有一次,我把患者送我的礼物放在妈妈的病床上,她竟然流着泪说:“病人真可怜,自己有病还要花钱供大夫。”我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没什么病,不过是一人有病全家吃药,反正是公费医疗。”父亲是所在单位高级职称的评委,当我看见父亲把一个送礼的人拒之门外时,我不解地问:“这种事,在现在不是很正常吗?”父亲竟拍起了桌子,大声说:“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父亲这句话顿时令我脑子轰了一下,我第一次懂得了逆向思维。在这条繁华的街上,我有时会看到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她依然有着贵族的优雅和一种凋零的美丽,只是苍老和虚弱了许多。她已不再对我说:“孩子,记住要服务社会。”她的目光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我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突然感到心里发空。空得没有底,人好像一直往下沉,失去了重心……
  后来我离开了这家医院,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总会轮流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我夫一家声名显赫的大医院看病时,才真正体会到患者的心情和痛苦。当我小心翼翼地把“红包”呈送到医生的面前时,母亲的话立刻回荡在我耳畔:“患者真可怜,自己有病还要花钱供大夫。”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本以为这位资深医生也会像我的父亲一样加以拒绝。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平淡而熟练地把“红包”收下了,像是一种习惯,一种程序,就像我们乘坐公交车一上车就要投币五角钱一样。我的心失落了,继而弥漫着一种轻蔑,瞬间这轻蔑的感觉漫过了我全身,我第一次反思。多少年来我的患者不是也如此轻蔑我吗!在患者的心里也许我不过是一个披着天使外衣的市侩。多少年来也许我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但失去的却是做人的尊严,尤其是当我听到病友们互相打探着黑箱操作的规则:小手术三百元,中等手术八百至一千二百元不等,再重一点的病或许更多,有的送一次不行,还要送两次,主刀的,麻醉的,护理的,哪个佛都得拜。我不禁发问:“不送礼又能怎么样?”病友们面有惧色地说:“留下一截烂肠子,几颗癌细胞;或把手术刀、止血钳、棉花团之类的玩艺,留在你肚子里,咱们的命是攥在人家的手里呀!”听到此尽管这其中会有一些误会和夸张,我的心还是像被撕裂一样疼痛,顿时寒气砭骨,原来患者的恐惧来源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医疗这个复杂的过程。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医生与患者之间竟然存在着这种深重的信任危机,本应洁净的医疗环境受到了空前的污染。
  患者是个脆弱的群体,他们在求生的道路上历尽艰辛,应该得到医生的理解和帮助,绝不能雪上加霜。一千七百年前,中华民族就倡导医德,当时华伦不收红包,李时珍不收红包,张仲景也不收红包,但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红色却泛滥起来了!可见物质的丰富并不一定能促进人性的净化,也由此而看,精神文明的建设,医德医风的张扬任重而道远。让我们重新记起毛泽东同志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句不算古老的话,让这句话,重新在医务人员的心口焐热,再焐热。让那些沉沦的天使,冲破坚硬的冰层,振翼飞向火红的太阳,让仁爱与道德重新布满蔚蓝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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