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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傻似乎已经成了人们最习惯的一种表达蔑视的方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傻”字已经成了一种表达感情的最常用也最强烈的字眼，“真傻”、“怎么那么傻呀”、“哎哟，太傻了”“真是一傻冒”……诸如此类的语句在我们身边随处可以听到，尤其是在工体球场，震耳欲聋的国骂“傻×”更是成为北京国安队主场并不光彩的一大标识。 而在这样一些骂声中，“傻”字其实已经不再是她本来的含义，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情绪表达，对方的任何一种令人看不惯或者看不起的言行举止都会引出一个“傻”字。在年轻人当中，“傻”字对于那种不合时宜、老土、跟不上时代的行为尤其具有杀伤力。也正应为因为如此，“老”和“傻”便在很多时候被不识愁滋味的新新人类在不知不觉间就给划上了等号，在听完父辈们语重心长的说教后，一转身的工夫，便会背地里撇着嘴说：真傻，都什么时代了，还说这个。而犹为尴尬的是那些昔日的公众英雄，数年前还在接受着欢呼和鲜花，数年后，在更年轻的一代面前，就只能落一个“傻”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傻”的结局来得太快了，快得让他根本无法接受，于是在心态失衡之下，接连犯傻乃至越来越傻也就不可避免。其实说穿了，不是他们在变傻，而是他们在变老，这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每隔几年，刚刚还在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轻人就会在更年轻一代的成长中变老，而更年轻的一代自然会从嘴角滑出一个“傻”字来为他们送行。 如此，这种不断变老变傻的过程其实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父辈们大可不必因为不被孩子们重视而伤心，而觉得晚辈们没有良心。有谁能阻止自己的老去呢？所以那些过气的公众英雄们也大可不必摆出一副咬牙死撑的样子，更不要觉得别人都跟你过不去，谁让你老了呢。 比如前不久在上海的罗大佑演唱会，从北京赶过去了近万名二十七八岁或三十来岁的老歌迷，他们挤满了那两天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和飞机，他们在火车和飞机上如同革命同志般互相寒暄，酝酿着自己的怀旧之情，到了演唱会现场，他们更是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前场位置。当罗大佑在台上煽情地说：“听说有很多北京的朋友来到现场。”时，这帮北京的老歌迷激动万分，把手臂举成了海洋。他们在整个演唱会现场疯狂地投入，他们把这场怀旧的表演坚持到了最后，他们觉得自己特别理想主义，觉得自己的感情得到了升华。同时，他们也想不通，上海和杭州的观众怎么一点都不像他们这样投入，于是他们更觉得自己不同凡响，比那些观众层次高些，更精英些。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罗大佑热还未散尽，他们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最后表演已经成了更年轻的新人类嘴里的笑料，在广州，有人在嗤之以鼻：一个老男人和他的老歌迷；在上海，有人很不解地说：他们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傻，都那么老了，还……；在北京，十几岁的孩子对此更是不屑一顾：现在哪有罗大佑什么事……；而一位到处告诉别人自己去上海看了罗大佑个唱的老歌迷也终于在别人的目光中变得尴尬起来：我觉得自己好象特别傻。是他们真的很傻，还是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他们这种理想主义的精英情结？在我看来，很不幸，他们真的很傻！整个事情本身就透着一股集体矫情的味道，人老珠黄时的作秀根本掩饰不了他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这样一个事实，别把那个叫罗大佑的老男人捧得那么高了，哥们就是一歌手而已，怎么到你们这儿竟成一特别牛逼的精神事件拉？其实你们迷恋的不是罗大佑，而是你们逝去的青春，你们总觉得那才是最好的，你们错了，你们当年的时代没什么牛逼的，你们老了，你们已经开始停留在你们最年轻的那几年不能自拔，而现在，你们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充满了老人心态。一个人不能面对现在的时代，而总是觉得当年多么多么好，而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做这种怀旧的集体表演，我只能说你们确实已经配得上这么个“傻”字了，你们是傻得其所呀！ 其实何止是这些呀，当早几年赵忠祥和倪萍风风光光地站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仅仅几年之后，他俩就已经成了年轻人心目中最傻的电视主持人了，一个故做深沉，像个乡镇企业领导；一个故做亲切，整一个农村大妈。当早几年刘德华风靡歌坛被疯狂的歌迷们华仔华仔地叫着时，谁能想到他如今会傻得像一个变态呢？四十多岁的人了，整天强打精神露肉装性感，真是人一老就变傻的典型。当然，这几个是层次不怎么高的，那么张艺谋怎么样；陈凯歌怎么样；《我的父亲母亲》和《荆轲刺秦王》已经到了能把观众生生傻死的境界，前者的小人性伪纯真能把人臊死——咱们中国的大导演原来就这么一水准；后者想玩史诗，更是能把人吓死，怎么老想把东西搞那么宏伟呢？吓唬咱们没见过世面呀？当然，这两第五代的是老了点，那就说说第六代吧，张元怎么样，大名鼎鼎吧，可那个《过年回家》生生就是一感人的小玩意，奥，原来你玩了这么多年就学了一招抒情呀，就会编个故事来催人泪下下呀，哎哟，您这也叫前卫导演，看来人到了三张多，怎么着都得往傻路上奔呀。 要不然咱说点别的，比如文学，老的就先不说了，说说那些年轻作家吧，比如写《一地鸡毛》的刘震云，刚走红没几年，就觉得要当大作家了，做在家里憋了几年，写出了厚厚四大本《故乡面和花朵》，哎哟那个傻哟，啃哧啃哧的那么多字，真以为写得厚就是经典啦？我觉得他真是罗嗦了整整六年，写出一堆无人问津的废话，这不叫傻叫什么？刘属于那种傻得明白傻得可爱的一类，而余华刚好相反，属于傻得比较阴险比较隐秘的那种，其实骨子里跟刘半斤八两，也是一心把自己扮成大师的干法，宏大的历史背景，悲惨的人物命运，把一个人从年轻写到年老，串联起几个动荡时代，抒发人活着不容易的肤浅感慨，这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大致方式，多傻呀，可就这些东西能满足中国小知识分子的那种低级趣味——也够傻的！可余华先生还嫌傻得不够，还在跟他差不多傻的汪晖先生的鼓动下给《读书》杂志写那些很傻的读书心得之类的文章，一副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嘴脸，真是傻得像个大师了……余华和刘震云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文坛，这种稍微老写就一路狂傻下去的名单基本可以无限地开下去。而在中国诗歌界，这个问题更严重，老和傻的底限据说只有35岁。 不是我不明白，是你们来得快，但又有谁能不老呢？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当我们老时，最好少给年轻人泼凉水，少打击和压制他们自身的发展，少让自己有机会成为阻碍别人的恶势力，如此，多少还能从“老”中挽回一些“傻”的颜面。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王朔的文章，其中提及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我对他批评得比较狠，但讲的还是道理，没有人身攻击。鄢先生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小犬》——将我骂为狂吠之狗，在文章中凡提及我处，均用“沈某某”代替，生怕让我出名。对此我无话可说。在此讲出来，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生动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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