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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笑我是日本迷，特别是对樱花简直有情结，每每神魂颠倒的对友人述说樱花开时的哀艳以及日本人节庆式的赏花仪式，印象极深刻的一次，到大阪造币局看花，普通的一个园子，因为人潮的涌入而更显拥挤，花径上都是看花人，仰面花如雪，可是，摩顶接踵都是日本人，蛮夷鴃舌，大致可知都是惊叹之情，汗味共花香一气，中人欲死，我想到台北，我想到我厌烦而熟悉的气味，不论是阳明山花季或是各式风景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情景差不多的感觉，我只是，因为樱花原谅一切，因为不相干原谅一切。因为，身在异地而原谅一切。我不知道是由于熟悉故乡而来到异地，或是来到异地想找寻对故乡的理解？是因为不够清楚而离开，或是由于太清楚而不得不离开？ “引人入胜的旅游文学，都是由身为旅客的作者所写，而不是由身为作者的旅客所写，其真正的主题则是自己的家乡。大胆、用心的观察他人，其最终目的，反而是澄清自我的本质和局限。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佳的旅游作家，是那些在根本上，对于家乡本质和局限并不明了，也不知道自身和家乡有何关联，而需要做一番厘清的人。”Russell Banks在一次旅游文学研讨会上如是说。 也许因此而在到了京都的第七天，忍不住在简洁明亮的街道因为满目的汉字而想念台北想念得哭了起来。 读过许多类似的故事，一个人如常的出门，可能是在电车站或是熟悉的马路转角，忽然失去记忆，他们流落到异地，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生命重新显影，所有的悲伤、苦恼、欢喜，他们背过脸去，不复相认。安妮或是杰克，小张或是老李，他们是地图上失落的地名，听说有心理学上的解释，一种偶发或必然的社会病征，而我无宁相信那是一种蓄意，蓄意的保持自己的完整，以离去的方式，永恒的缺席同时也就永恒的存在了。 黑白与彩色交错的《春光乍现》，不论是台湾或香港，家的命题必须透过异乡来诠释。距离是生命的砝码。王家卫说了一个瀑布和灯塔的故事，在阿根廷笔直孤寥的大路上，迷途变成一种必然，唯有道途迷失的理直气壮才能掩饰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终于知道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人到处旅行，因为他知道可以回到那里，因为有一个可回去的家。”梁朝伟替张震的自在流浪找到理由，不论是天涯海角的瀑布或灯塔，都是清楚座标上的一个点。 一个胡乱听来的黑色笑话，一个女子独自旅行，异国的艳遇，潇洒倜傥的美男子，道途相逢共谱一段短暂的恋情，抵死缠绵之后仍必须分手，依依不舍的机场话别，俊美的恋人送上个纪念的礼物，嘱她上了飞机再看。含泪的女子在飞机上打开礼物，精美的黑色小棺材，写着“恭喜你加入，AIDS”。此笑话可怕之处在于对现实的侵犯性，天啊，那是跟生活无关的事，怎么会，怎么能，变成现实的一部分？何况是如此破裂、狰狞的面目。 小心翼翼保持平持的，原来就是这种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暧昧连结吧，所以，旅行变成一种药物，治疗生活里的跌打损伤。 黄昏的时候从清水寺徒步走到鸭川，出乎意料之外的窄小河川，像蜿蜒过京都心口的一缕发丝，立在河原町闹区，从四条大桥俯看鸭川，简直好笑，一种奇异的印象，桥下悠闲散步的人们，清浅川水上落日的余光，和周围的喧嚣吵杂形成一种微微倾轧的画面，却像一块明矾沉淀出京都闹区的一点宁静。同行的朋友不满的比较着，巴黎的塞纳河比鸭川还窄，可是风景更好。我在黄昏的凉风里徐徐想起台北，惦记的人和事，厌恶的气味和吵杂，都在遥远的风景里和我彼此凝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 逃离是为了更明朗的彼此对待，我在许多作者的旅游文字里读到对生活的澄清和对照，旅行果然是善意的背叛。 纷纷扰扰的是非都可以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还保留了一点潜逃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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