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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奎斯有一个极骇人的故事,玛丽亚被车阵困住,她想去借个电话告诉丈夫她没有办法准时到家。她沿路寻找电话,然后,她被混进精神病院运送病人的行伍中,玛丽亚非常婉转的告诉他们,我只是要借个电话用一用,他们很婉转的拒绝她,很婉转的带她上车,很婉转的送她进精神病院,她不断的对每一个人说她只是想借个电话用一用,结果,她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她的丈夫找到她之后,听信院方的说词竟也以为他的妻子从来都是病的,然后,连她自己都以为自己是病的,终其一生。她反覆的告诉所有人,我只是要借个电话用一用,只是,借个电话用一用。 或许,真实和虚妄的边界只是一条细细的绳子,禁不起一点轻轻的扯动。文字总是试探着这个边界,在文字的世界,真实与虚妄再如何暧昧不清,总还不至于翻山越岭的欺上身来。只是文字持守的一点点坚持,在媒体的多元结合中崩解,真实和虚妄往往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彼此诠释。 我们可以如历其境的体会残忍的凶杀、绑架、枪战,所有的血腥都是可能,嗜血不再是恶魔的天性,我们愈来愈可以对荒谬习以为常,生活里有太多演练版本让我们学习冷酷。像杰克尼克逊在《鬼店》里的演出,一个作家被放置在一个隔绝的密闭环境中,他在极度的自闭中开始疯狂,雪地里的房子,纯白的地狱,有一个场景是两个微笑的女孩,鲜血从密闭的门后渗进来,泉涌而出覆满视线,在这部沉默而残酷的电影里,孤绝是多么可怕的大力。然而,当我们透过媒体和许多人都如是亲密,我们却开始懂得残酷。是的,残酷。 我们的残酷来自于对真实和虚妄的界线不再在意,漫不在乎,性爱或者政治,反正都不必追究真相,当下即是,欢愉的花朵从谎言的田地上长出来,丰美如,天堂。我们逾越了道德,逾越了秩序,逾越了圣经的教训,我们从深深的内里开始败德,完全的,不再信仰什么。 于是一边看茱蒂佛斯特的《CONTACT》一边忍不住要笑出来,电影大概有两个重点(除了那些似是而非的夸张科学论证),一是温情,一是信仰,聪明的女科学家因为不信上帝而被认为不足以代表地球和外星人对话,电影里义正辞严的说“地球上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上帝”,当信仰变成软弱人们的鸦片,当信仰变成空虚心灵的可口可乐,我们其实是没有信仰的,我们只在单薄的温情里保持身体残留的温度,只是依赖记忆,我们可以回到时间濯洗过的阴暗巢穴里调养灵魂,像茱蒂佛斯特回到她和父亲的星空下,怀抱着记忆继续呼唤她的外星人(或父亲)。 两个半小时的梦境,旋转着光影和色彩的星际幻境,轻浅的麻醉效果一接触到冬夜的冷空气就清醒了。模糊的夜色里,台北像一个鼻息轻微的巨兽,黑夜的深处是许多眼神迷离的寂寞肉身。电影孵养的小梦在灯光亮起的时候黯然夭折,我们仍不经意的扯动着现实和虚妄之间那条脆弱的界线。试炼信仰。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处于一种亢奋的幻觉中,矫情的布尔乔亚,一杯咖啡即世界,时尚创造幻觉,烧花的绸缎复古的领口,可以殖民可以后现代,时尚就是玩弄历史玩弄时间,时尚就是调侃一切,包括自己。写论文的时候读到赞.布希亚(JeanBaudrillard)的《致命策略》非常惊艳,他用“狂喜”来描述真实,“狂喜就是每个身体自身旋转,直到丧失一切意义时的性质,并且以纯粹而空洞的形式发散光芒。”旋转的能量吸纳了所有的美丑,一切都不再有界线,我们陷入旋转的狂喜样态中,这就是真实。 这就是真实。前一阵子因为工作的缘故陪同一群五O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回到绿岛,那个美丽的小岛曾经隔断了他们的青春梦想,隔断他们和所有亲人的关系,荒废的监狱在艳丽的晴日里闪着清凉的余光,老先生们喋喋不休的复述着那些陌生的,遥远的往事,监禁、屠杀、绝望的等待,面向着海洋的低谷里是他们难友的坟场,他们称为“十三中队”,因为狱中的编组共十二中队,而此处,是另一个监牢,囚禁了永远无法返乡的幽魂。老人说,我们还可以回家,但是他们再也回不了家。阳光下回荡着时间的足音,那些含着泪水的故事好像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的画面。当时间辗过他们沾着血迹的身体,青春如是廉价,殉难如是荒谬,“安息歌”夹着海风逸入晴明的天空,什么才是真实的,理想或是荒唐无明的人世? 老人指着岸边的石块回忆往日,吃力的搬回狱中筑起围墙囚禁自己,好荒谬但也好真切,也许,被囚禁的命运也是自己搬来石头筑成的吧。老人喟叹着。 被误送进精神病院的玛丽亚或是在严酷时代被入狱的理想主义者,到底那个更荒谬一些?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有电子媒体正全程转播陈进兴挟持人质的警匪对峙,彻夜守候着一个荒谬的梦境(现实),与罪犯亲密的对话,仿佛是虚假的,然而一切再真实不过,谎言随着不断的转述滋长蔓生。病床上,玛丽亚喃喃的对着纯白的墙壁说,借我一个电话用用,好吗? 而这个迷乱的世界,借我一点真实,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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